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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數學系副教授丁南僑:既然那些位置重要,就要爭奪那些位置

2015/9/21 — 20:05

丁南僑。攝:朝雲

丁南僑。攝:朝雲

【文:朝雲】

去年港大生參與罷課,儘管不少老師明撐暗幫,但芸芸報道中,唯有一位理科老師,不但為學生站台,更義教罷課不罷學的公開課。他是數學系教授丁南僑。

問:我們印象中,攻讀物理、數學的專家,似乎都專注學術,不理世務。筆者只曾遇過一位參與社運的朋友讀數學系。是怎樣的成長經歷,使您如此關心社會,甚至撰寫引介公民抗命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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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年輕時我算不上參與社運,只算沾上學運的邊。我76年入港大,當時數學系在文學院,後來才分開。本來國粹派,社會派對撼搶位,還有所謂鴛鴦蝴蝶派(不理政治,只顧談情說愛),但適逢毛澤東逝世,幾年間形勢遽變。前者還想繼續鬥鄧小平,但很快四人幫便倒台。

讀書時一直有閱報習慣,包括《明報月刊》、《南北極》等等。還參加了時由國粹派佔優的學社聯會,當過主席,所以和國粹派比較熟絡,也因而認識學生會和學苑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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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學聯的確好親中,會搞中國週等活動,向學生介紹新中國。如今回思,當然是經過濾的片面之詞。但只有廿多歲的我,對中國懷抱好奇;其時學聯成員,亦不免受宣傳影響,從而對中國有美好想像。覺得中國受盡苦難,到新中國終於站起來,鬥爭節節戰利,除去人民三座大山,擺脫悲慘命運。自己也想貢獻正在改變的中國。

鄧小平復出,高校復課,民主運動萌芽,也曾予人希望。但鄧小平畢竟壓制了北京之春,封閉民主牆。本來對中國仍感親近的我們,也覺得中國依舊集權,沒有還權予民,失去信心。

期間又遇上創立《七十年代》的李怡,開始批評中國,遭左派打壓排擠,終於從一個左派出身的知識份子,艱難地出走蛻變;還有被軟禁的羅孚,愈益見到中共的真面目。

89年我在美國升學,便在當地聲援民運,明白民主不能指望中共;現在最大的動力來源,當然是689。689是香港變質最大的分水嶺。

問:在香港,成積好的學生,多受父母和風氣影響,而傾向選讀理科。流風所及,平素接觸到的理科生,大多傾向「中立」,政治冷感。作為老師,您會如何言傳身教影響學生?

丁:說起來幾有趣,據我讀書年代的接觸,當年國粹派的學生,多讀科學、工程出身;而社會派則屬社會科學系、文科居多。

我想原因是理工科的學生,思想比較「單純」,他們少看文史哲,大塊頭的理論和經典,看的多是國內出版的馬列著作,但其論述,邏輯,其實經過精簡,取捨,容易上腦,所以他們較易相信國粹派展示的美好願景。

至於社會派,例如當年的學苑同學,就較願看深度的經典。當然,現在是根本沒人肯去啃理論書。何況現在不再有當年的舞台,向年輕人灌輸「祖國需要你們」的願景。即屬理工科的學生,也不會再懷抱此理想,多覺得「政治太深喇,我識乜呢。」

當然還有理工生願意關心社會,這不是科學的論証,只是自己在比例上的觀察。

我教的課堂,內容僅限於數學,好難旁及社會議題,唯有在課堂之外著力。但現今大學的環境,說得難聽就像工廠、商店,學生像僱客購買學位,老師就像售貨員供應知識。要打破商店式的師生關係,就像朋友,才能在學業之外,多談社會和公義。

機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遇到開放的學生,所問的不僅限於數學,我會據我所學,叫他去看更多。

問:罷課將近周年,當初的目標恐怕一無所獲,一年後港大更被秋後算帳。您會否失望?

丁:沒有。我常與朋友說,就像一場戰爭,對手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有千萬計的會員,有好多資金。而且它完全不要臉,專做卑鄙的事。面對咁黑心的對手,預左會輸。結果「等埋發叔」,已屬幸運。

實質的勝利根本是妄想,但種子已經埋下,而對手亦外強中乾。過去蘇聯一樣權勢薰天,不也一樣解體;台灣的美麗島事件,不過是70年代的事。

雨傘運動給我驚喜,真的覺得可以將希望寄託予年輕人。但要明白不會那麼容易成功,要保持赤子之心,不要認命。

問:儘管先生充滿信心,但副校事件,似乎敗局已定。

丁:我知他們夠票,有可能真的不要臉,不理輿論執意否決。

袁國勇在專業上做得很好,我很敬佩;他也是一位君子,不適合戰鬥,我很理解。下回我們不如就找位戰士進入校委會,去爭奪這些位置。

既然畢業生議會,有那麼多校友挺身出來投票,其實將來區議會,立法會亦然,大家別再僅止於罵政府,正需要人們瞓身出來爭位,才能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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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03年,面對23條立法,丁先生以數學教授之身,著書引介公民抗命,趕及七一前付梓。及後有感於高鐵抗爭,再作修訂。他早將書本上載網絡,以供後學為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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