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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罷課 必須轉化為全港性本土抗赤運動

2016/1/26 — 12:58

【文:王俊杰 港大罷課委員會成員】

港大同學在上周三正式於校內發起罷課,獲數百人響應。未能號召同學大規模參與,原因主要有三:(一)、議題對同學而言未夠切身;(二)、同學傾向反對以罷課作為抗爭手段;(三)、罷課籌備時間倉卒。當中,又以(一)為重中之重。

包括筆者在內的罷委會同學,早已明白罷課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多數市民認為,前年學界罷課開了先例,再次動員同學參罷課與並非難事。然而,只要細心比較,不難發現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二零一四年罷課,乃爭取普選及政制改變,議題經長時間蘊釀、發酵,清晰易明,且焦點直指梁振英政權,自然較易吸引同學關注。相對而言,《大學條例》此議題過於技術性又不切身,普遍同學認只屬校政層面之事,不值為此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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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少人質疑,罷課手段溫和,未能有效施壓。實際上,港大同學之中意見兩極,有人認為罷課激進,有人卻認為罷課是冒進。有論者提出封鎖校園,以港大目前的狀況而言,此舉無疑是未行先走、本末倒置。在教職員受壓、明言不會罷教的情況下,若我們完全漠視同學意願,貿然發起激進行動,只會激起校內反感,單靠「關鍵少數」根本無以為繼。權衡各種利弊下,首次行動會上逾九成同學均同意發起罷課是合適策略,其後方組成罷課大會及罷課委員會。要凝聚同學關注,罷課縱然威力有限,卻是無辦法當中的唯一選擇。正如罷委會多番強調,在一切具殺傷力的行動之前,必須進行鋪奠。

梁振英於今年一月一日正式刊憲委任梁振英,無奈港大於一月十八日方結束為時逾一個月的悠長假期,而復課後校委會的首次會議於一月廿六日召開。若然不趕及於一月廿六日或之前行動,下一次行動時機必須等待至二月底的校委會會議。屆時,經歷新年假期、學生會換屆、課堂步入正軌,一切民氣、民怨、民憤早已消失,更無可能發動罷課或其他大型行動。故此,縱明知時間短促,我等亦只好盡力而為籌辦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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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罷課委員會於上周五在校內掛上「香港市第一人民大学」之橫額,意指若然我們繼續放任梁振英坐擁無限權力,梁氏必然會肆無忌憚執行政治任務,將香港全面大陸化,屆時香港大學亦會淪為一所中國的大學,遭外人執掌命脈。香港大學條例裏的特首或港督權力,在英治時期只屬虛權,港督並非以行政機關首長之名,乃是以英女皇個人代表身份出任校監,純為禮儀形式。在主權移交後,尤其於梁振英治下,特首有權必用盡。全因梁振英破壞傳統精神在先,今日修改《大學條例》之聲音方會如斯沸騰。過去港大的種種風波,已使管治架構的漏洞暴露無遺。當特首濫用其校監身份行使《大學條例》賦予的權力,即使其政治目的明顯,亦無條文可以制約其力量。

罷委會多次表示,單靠同學罷課之力量有限,未必不足以撼動高牆半分。公眾必須認清,修改《大學條例》之戰場不止於港大,當中牽涉的利益亦不止於港大師生。正如資深時事評論人練乙錚所言,過往的陳文敏事件、鍾廷耀事件,都是將大陸的一套搬到香港學界,方便二零四七年無縫接軌。因此之故,公眾必須明白,政權對港大的干預乃一整套大陸化計劃的其中一步,而港大乃首要戰場。港大一旦失守,其他高等院校亦是岌岌可危。各大院校失去自主,將淪為替政權背書的鬥爭工具。更直接的後果是,如前任法官王式英所慮,政權將控制法律學院,終令司法獨立失守。修改《大學條例》及相關的殖民惡法,不僅限於港大或其他院校之校政層面,更是本土抗赤的重要一環。民主普選的美夢未必能在短時間內實現,但高等教育環節的解殖手術,我們這一代人卻有可能親手完成。

若要成功推動修改《大學條例》,必須透過八大院校校師生聯動,再加上公眾、政黨施壓,所有關涉人士各司其職,方有可能成事。是次罷課,能否取得任何實際成果,尚要視乎今日的校委會會議。但可以肯定的是,罷課有延續公眾對港大關注的作用,或是引發更大型抗爭行動的契機,亦是各方重新建立信任基礎的首步。縱然筆者乃退聯推手,難得學聯同學能夠深明大義,在港大的危急時刻全力聲援。退聯派及學聯亦能盡釋前嫌合作,無疑起了一定模範作用。或許,各方人士亦應仿效,暫且擱下私怨。香港人,同命運。

(刪減版本刊於今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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