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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時代》— 重寫我城故事(下)

2015/2/17 — 10:38

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文為該書導論,分上、下兩篇刊出。上篇連結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對英治下香港主體性(即獨立鮮明的地方性格與意識),曾作出極到位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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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權移交前)英國管治遠離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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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文大學政治學者黃偉豪則認為,香港的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變:「由於中央擔心的是分裂,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例的有關香港的全方位清洗,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消滅。」[7]

我們也可以從新舊政府總部的建築風格,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的「權力觀」。在港英時代,位於中環「政府山」的政府總部,建築風格樸實無華,背後蘊含的是與本地融合的管治哲學。反觀位於金鐘、在2012年起啟用的新政府總部,卻狀似城堡,呈君臨之勢,予人在當眼處炫耀權力之感。不論是「中區政府合署」這個稱號,還是其空間設計佈局,舊總部都遠較新總部謙抑、收斂,有更強的親和力。[8]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治理

英治時期的香港治理,其實與地緣政治環環相扣。當時港督的角色,不只是一個地方長官,還涉及外交工作。例如港督盧吉、司徒拔和金文泰,曾建議倫敦乘中國局勢延長新界租約;金文泰曾與廣東合作,方便清剿共產勢力,以免影響香港治理;1967年暴動期間,港督戴麟趾曾建議倫敦拉攏同樣拒共的東南亞國家甚至台灣,以助應付左派暴徒。

地緣政治下,英治時期香港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有四點對當下香港時局,仍有相當的意義:

1. 本土意識與海洋城市性格
以往不少論者談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多只從七十年代說起。可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源起,卻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1920年代中期省港大罷工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共情緒。港督金文泰為防止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香港管治,於是以推動古文教育、邀請前清大學士在香港大學任教中文,作為「中港區隔」的一種方式,這為香港別具特色的「三及第」中文播下種子。

1941年,華人精英為紀念香港開埠百年,編撰《香港百年史》與《百年商業》,當中既淡化中英的百年衝突,也強調華洋共處、互相合作。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工展會名稱由「國貨展覽會」變成「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香港人買香港貨」這句口號在五十年代出現。這都是大家談一國兩制、香港獨特性時少談的往事。

另外一個現在很少人提到的,是香港過去不只是個「望北」的地方,與其他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關係也很密切。陸佑堂、北角的春秧街、吉隆坡的敦李孝式街等這些充滿東南亞色彩的名字,如何在香港串連寫下故事,對很多人來說,感覺應該既親切又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一路走來,扮演着與新加坡一樣、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角色,才會建立起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由橫跨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9]

因此,本土意識包含世界,性格外向,相較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着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例如
因為商貿緣故,有些南亞裔人好幾代人住在香港,他們都是香港人;但主權移交之後,卻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
無「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特區護照。[10]

港英官員隨地緣政治而衍生的外交視野,也令港英政府的政策規劃,看重香港在區域中的角色,當時的香港因而形似「國家」多於普通市政府。例如,在籌建中文大學的過程中,港英官員便從區域視野看香港的人才定位,致力把香港打造成為亞洲中英文化雙通的教育樞紐,以應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吸走香港人才的問題,這近似於今天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論述思維。

2. 港英政府的自主性
香港在英治時期的一個治理特色,是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只有幾千萬人口的島國英國需要管治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不能事事關心。二戰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國內外各種問題,所以殖民地總督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歷史上,港督不時與倫敦硬碰,例如1956年香港「雙十暴動」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語氣強硬、激烈反對。到了六十年代,港督戴麟趾對於「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劃腳的事情」(back seat driving),曾非常不滿,甚至大發雷霆,以威脅辭職來擋住倫敦的逼迫。[11]

3. 高調「積極不干預」 低調照顧基層
在前特首曾蔭權的年代,特區政府標榜「大市場、小政府」,據說這是源自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如果我們認真回望歷史,會發現這實屬修辭多於實際。當年港英政府提出「積極不干預」,一方面是出於政治考慮,避免因管治表現過於積極,引起中國對香港出現類似於戰後新加坡的政治改革的猜疑與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述,照顧華人工業家需要之餘,盡量降低具政治影響力的貿易企業爭取更多特權的空間。

實際上,港英政府是低調地照顧基層社會的「上流」需要,而不是任由他們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下自生自滅。期間政府某程度上將商界視為附庸,不讓他們左右財政政策、減慢對基層的援助(詳見第五章)。

不過,香港社會文化方面,卻有頗大的發展空間,這與英國多元的社會文化不無關係。例如,即使港英政府對中共與蘇俄人員存有戒心,也通過了一些限制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法例,但香港仍因其自由度,而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政治活動基地。正如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小思所說:「香港,在殖地民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12]這造就了極富特色、曾輝煌一時的香港本土文化產業與全球軟實力,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4. 在地的管治意志
有一種說法指,香港早在1950年代已經「解殖」,因為當時中共已有一定力量支配香港的發展。的確,二戰後,有見於香港難於防守、抵禦中共進擊,英人管治時,時刻需要顧及中共的想法、小心翼翼,以免中共有藉口行動收回香港。例如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就以英國廣播公司(BBC),取締容易得罪中共的美國之音(VOA)廣播電台。

在中共壓力下,如何減少社會不滿、避免民心傾向中共,是二戰後港英政府的一大目標。例如昔日港英政府治理新界,就是主動拉一派、打一派,改變了新界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推行官方屬意的政策(詳見第八章)。

與此同時,英國奉行在地總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文化,以港府為管治香港最主要的平台,沒有另設英式的「聯絡辦」分薄港府權力,或讓倫敦直接影響香港政治,也是香港「本土優先」方針能主導政治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政治結構下,本地精英必需專注於靠攏港府、與之合作,方能謀求更多利益;而港府亦樂意以本土利益來換取精英政治上的支持。

可以說,港英政府的在地管治意志,既源於地緣政治壓力、中港區隔下英人務實主義的結果,也與英國政治文化有關。回歸後,在「中國好,香港好」的口號下,構成這種在地管治意志的政治脈絡(context)便消失了。

結語:鑑古知今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搞得不好,很容易會被扣上「甘願做英奴」的帽子。

橫跨兩個時代公務員體系的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曾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眼中,英人管治的成功之處,可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官員有優秀的決策與領導能力;
二、政策具彈性;
三、相當重視社會意見;
四、同情弱勢社群;
五、政府有威望。[13]

如果政權正當性包含三個元素 ── 合法性(透過世襲繼任、君權神授、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等方式來達到)、合道德性、合利益性,[14]那麼相對而言,英治表現得比當下特區政府突出之處,就在於較能做到後兩點,第一點則兩者差距不遠。

具體而言,複雜的地緣政治如何因緣際會地塑造港英時代的特色,現在英治時期留下的一點一滴,又如何與大家常在、甚至影響未來,這大概就是姜恩柱說「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呂大樂說「香港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是香港故事值得重溫重寫的原因。

[ 註釋 ]
6. 林行止:〈高度自治被矮化 思想回歸死胡同之一〉,《信報》,2012年10月24日。
7. 黃偉豪:〈消滅香港──清洗香港人的歷史、身分和價值〉,《明報》,2013年11月11日。
8. 李家翹:〈深層反思添馬艦〉,《信報》,2006年6月17日。
9. 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八大腹地,
包括: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廣東南部眺望珠江三角洲地帶;中國西南(香港經貴州、雲南到
四川);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北部等);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南海的海洋腹地;台
灣;日本、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部。
10. 〈植根港百年 巴漢被拒入籍 入境處原因:沒有近親是中國人〉,《蘋果日報》,2012年12月13
日。
11.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30-1。
12.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2010),序言。
13. 王永平:〈為何中國人治港比不上英國人?〉,《信報》,2013年7月31日。
14. 孫和聲:〈巫統的危機〉,《東方日報》(馬來西亞),201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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