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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和平化解當前警察危機的唯一出路

2017/2/24 — 19:57

2月22日警員協會集會,過萬警員出席。

2月22日警員協會集會,過萬警員出席。

【文:龍貓餅】

前晚的警察集會可能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一個真正的社會危機。

組織者莽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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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筆者甚是懷疑組織者有否考慮過集會所帶來的風險和後果?警隊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前晚的集會失控,組識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去控制場面和參與者的情緒?如果情況失控,那香港政府就只可以請求解放軍出動去鎮壓失控的集會人士。這將會使警隊的權威直接放在解放軍的管轄之下,這不但嚴重損害警察的尊嚴而且也是對一國兩制的一種隱藏而且深遠的傷害。當年警廉衝突期間,港督本來也想派英軍鎮壓,只因英軍指因經常與警隊共同在邊境執行任務,想避免衝突而不想介入,所以港督才特赦當時的警員。組織者是否認真考慮過集會可能出現的後果?

而且,在和平時期出動軍隊永遠是非常敏感的行動。警隊被軍隊鎮壓將會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其嚴重程度將遠超佔中所帶來的影響,因為警察從來不是如組織者和部份警員所言的「都係人」 。警察從來都不是普通人,部分警員似乎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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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disciplined force)與其他公務員最大的分別是在於服從性。公務員可以對上司提出異議但紀律部隊不能。紀律部隊人員必須執行上級所給予合法的任務。而最終紀律部隊是要服從於文官的指揮,即作為文官政府的武力工具。這就是為甚麼警察需要保持政治中立,因為警隊是文官政府的工具。而保持政治中立即是代表了當一個人從平民變成警察,宣誓保持政治中立時,他/她同時是宣誓放棄自己部份的政治權利,以執行警員的職務。在2013年英國一宗關於人權法是否適用於被派駐海外的英軍的訴訟 (Smith & Others v Ministry of Defence),英國樞密院的判詞對軍人有以下的形容

‘Servicemen and women relinquish almost total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to the state. It does not seem possible to separate them, in their capacity as state agents, from those whom they affect when they are exercising authority and control on the state’s behalf.’

而英國樞密院亦曾在另一宗案件作出在巡邏和作戰中的士兵並不受人權法所保護[1]。從這兩宗案件可見紀律部隊人員必須接受放棄其大部分的人身自由和部分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而且實際上,警察掌握權力並且作為社會中少數可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的人,警員必須接受有一個清晰、強力、而明顯的紀律和懲罰制度的管束,避免在權力的影響下腐化。

所以’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所paid的並不只是警員付出的汗水和努力,更是包括願意接受嚴格的紀律管理和放棄部分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一國兩制訂下的香港以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運作,而資本主義政府的最主要責任是保障人民生命和中立地確保社會中各種的合約關係按法律的規定執行,而警隊就是最主要的執行力量。所以警隊需要以第三身的身分執行法律。

警隊作為一個紀律部隊所需要做的是非常嚴格地服從法律、服從和執行根據法律成立的文官政府所下達的合法指令和懲罰、與及中立地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合約關係,而不是隨便按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詮譯和執行公義,這是現代專業化的警隊與雜牌警隊的分野。現代專業化警隊的工作理念和行動準則應該是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有策略的(principled and methodical),即警員應該了解警隊作為執法者和政府作為管治者的政治哲學基礎為何?警隊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和界限為何?與及現代警隊的建立的背景和理念等。雜牌的警是以民粹再加一些小聰明和情緒去執行職務,則如成龍《警察故事》中的劇情。而前晚的集會充滿著民粹、小聰明和情緒,所以才會出現退休督察指黑社會都只是搵一個人祭旗[2]。

政府高層也忘記警隊是紀律部隊

如聖經所言,「人沒異象、民便放肆」。警察擁有極大權力,如沒有外力強力監管,最終會被權力所腐化和摧毀,這是大部份關於police ethics的教課書都會指出的教導。警隊不會成為爛仔就是因爲有嚴格的紀律。可是,從警隊和政府高層的態度卻可見政府高層自己也忘記可謂紀律部隊、忘記自己有責任對警隊和警員加以嚴格的紀律管理,卻不時於有爭議時刻與警察打成一片,而不是在證實警察無錯之時才嘉許警隊。前晚有這麼多警察發表令社會不安的言論,就是長年累月放縱的結果。特區政府高層必須意識到,警隊這種放肆的行為最終只會令到大部分的市民藐視、甚至不承認警察作為執法者的權威。而警隊作為政府武力的工具,這最終也會使政府失去認受性和權威。

更令筆者擔心的是整個事件是否《寒戰二》中的劇情正在發生?叛變的不是警察的前線人員而是警隊(部分)高層想於法律和政治倫理之外建立另一個特殊國度和規則,僭越文官制度的指揮?如沈偉男的《警隊哂馬 -- 政府隨時引火自焚》一文所指,警隊高層見到如此情況應該非常不高興,但警隊高層對事件曖昧、甚至鼓勵的態度,甚有一種隔山打牛、借前線人員向保安局甚至特區政府施壓的味道。如是屬實,那真是如林淳軒所指的是一場政變。一場要推翻文官制度、建立自己王國的類軍事政變,也是明顯違反一國兩制中香港以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規定。當然,如果這是政府策劃要打擊香港的司法制度,那就更令人心寒。

更深層次的危機 – 甚麼才是香港社會想要和所接受的社會公義?

雖然在所謂的黃絲心目中,警察前晚的言論非常荒謬,但社會不能忽視當晚不少警員是真心出席,他們的情緒是真實的。社會必須思考為甚麼這麼多的警員認為毆打曾建超是公義的?是甚麼的思想令到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説出「要放翻七警」的言論?是甚麼的思想令這麼多的警員認為七警所作的是正義的?是甚麼的思想令這麼多的警員覺得七警被判罪是違反公義,以至每個出席的警員也喊著爭取公義?事實上,不只是警員,不少市民都是真心支持警察,例如藝人顧紀筠的一句「法治雖然彰顯,但卻失去公義」。

今次社會對七警的判決的爭議固然是自佔中開始的社會撕裂的延續。但筆者認為這撕裂其實是自香港的主權移交到中國後已經慢慢開始,直到政制改革、對佔中的回應、及這次七警案審結才全面地呈現出來。而撕裂的核心,如果套用政治哲學的術語,就是甚麼才是公義社會或是基於甚麼原則去建立的社會秩序才是公義的。簡單來説,就是雙方對甚麼是公義有南轅北轍的相象和認同。可以説是一個是蘋果、另一個是橙,大纜都扯唔埋,根本是在兩個平行空間。可惜的是自佔中後,香港社會還未來得及討論就已經爆出足以動搖香港的危機。

這種對公義社會的不同相象可從麥明詩與顧紀筠的網上對答中看出。麥明詩在Facebook以‘World Justice Project’、程序公義、其他案例作為去回應顧紀筠那句「法治雖然彰顯,但卻失去公義」。事實上,社會上大部份的評論也是以破壞法治、警隊不知法治為何物出發(包括筆者上兩段的文字)。但我們所講的法治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的思想,而這思想亦是資本主義的基礎。簡單 (但不完全正確) 而言,自由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是建基於人天生有不可被他人剝奪的權利,所以一個公義的社會的首要原則(first principle)必須是保障個人最大的自由與權利(這也是私有產權觀念的重要基礎)。而法治的觀念某程度上也是受這政治哲學思想影響,因為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政府必須保障人與人之間的合約關係的進行,而法律當然也是一種合約關係。所以,以自由主義為社會制度的社會必會將保障個人權利視為公義社會的首要條件。香港雖然長期受英國的殖民管治,但英國好歹也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其各種社會制度背後的理念都是源於對自由主義理想的追尋,所以很自然地香港也承習了英國的思想和制度,而不少香港人也會傾向認同自由主義,以保障個人權利作為公義社會的首要條件。

然而,對於另一些香港人來説,他們明顯不認為保障個人權利是社會公義的首要條件,而是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事物才是公義社會的優先條件。所以,對他們來説,一切建於保障個人權利為目標的的制度和道德標準也不一定會是一個公義社會的必然首要原則。對他們來説,可能邪(示威者、違法者)不能勝正(執法者)才是公義社會的首要原則。對所謂的黃絲來説,保障個人權利作為社會公義的首要條件的立場是清晰的,但對所謂的藍絲,他們的公義社會的訴求還是比較模糊。

英國管治香港的時代,縱使香港存有以上兩種(甚至更多種)對公義的詮譯,但因英國人的管治,香港人必然要服從英國的政治哲學理念。但到九七後港人治港,再沒有英國人強力執行這政治哲學理念,這兩股對公義社會完全不同的理念開始角力,最終在佔中開始明顯地爆發出來。

溝通是和平化解當前危機的唯一出路

事實上,英美政治哲學界早在七、八十年代已經對自由主義是否公義社會的首要條件有激烈的討論,即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以Michael Sandel, Charles Taylor, Michael Walzer等哲學家為首的社群主義者方,認為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固然是建構公義社會的重要元素,但不一定是首要的元素。社會應該要因應社會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因素、通過商討去決定如何平衡不同的訴求以作為建立公義社會的元素,即使個人自由可能在一些特定的情況會受到一些限制。當然這不是説社群主義會認同警察毆打曾建超,事實上不論社群主義還是任何一套政治哲學主張也不會接受警察毆打曾建超。社群主義對個人權利和自由仍然有很高的追求,而且並不是視所有對公義的相象和訴求為合理,所以社群主義不是相對主義。筆者只想借西方探討何為公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帶出香港社會亦應深入討論這兩種對公義社會南轅北轍的觀點的相象和認知、探討一個公義的香港應建基於甚麼的元素和應如何建立。雙方需要冷靜利真誠的聆聽和溝通對方對公義的相象,不然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

當然筆者也不是天真到以為在這些事當中沒有人是惡意地為自己的利益而搧風點火,加鹽加醋,令社會更為撕裂。但筆者相信民間如能透過聆聽、溝通、原諒、和復和,力挽狂瀾改變現在撕裂、二分、和不聆聽的潮流,香港可以化解對公義社會的理解的矛盾和可能帶來的危機。套用電影’Thirteen Days’中敘述美蘇在古巴導彈危機瀕臨開戰時,蘇聯駐美國大使的一句話:’Let us hope the will of good men is enough to counter the terrible strength of this thing that was put in motion.’

 

注:[1] ;[2] 可能這退休督察覺得自己的類比很聰明,但怎麼會將自己與黑社會進行比較,自貶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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