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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泛民與激進本土

2016/3/11 — 10:39

背景圖片:朝雲 攝

背景圖片:朝雲 攝

近日香港政界和社運界熱烈地討論香港政治版圖如何劃分的問題。但或許「如何劃分政治版圖」並不是最準確的說法。這種說法所指的是如何重新分配既有的政治版圖,但對部分本土派人士來說,他們要做的不僅是在既有的政治版圖中分一杯羹,而且要發掘「新大陸」。不過,如果把本土派說成是唯一在發掘「新大陸」的派別,亦對那些力主革新求變的年輕泛民成員有欠公允。當中衍生的問題,是傳統泛民與本土派是否互不相容,彼此是否沒有協作的空間等。相關的討論已持續了一段時間,筆者亦另行撰文談過好幾篇,但在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前,筆者認為須在本文先回應坊間對傳統泛民和新興政治組織的兩種迷思。

傳統泛民較著重選票和議席?新興政治組織較著重新的理念或意識形態?

坊間有一種說法,是指傳統泛民較著重選票和議席,新興的政治組織則較著重新的理念或意識形態。這種說法或許有一定的學理根據。著名政治學學者Charles Lindblom指出,組織一旦形成,其在決策時甚少會改變幾個原先定下的核心假設,以致其所作的決定或行動甚少會有重大的改變。(註一) 此理論亦可用來分析傳統泛民與新興政治組織的差異。傳統泛民政黨形成的日子相對較久,其核心假設亦已形成,故它們較新興的政治組織難作出徹底的改變。那些不再認同傳統泛民政黨的黨員會選擇退出政黨另起爐灶,而非透過奪權帶領其政黨作出改變。反之,部分新興政治組織的架構雖逐漸成形,但整體來說,它們的組織架構相對鬆散,可塑性相對較大,其成員亦因推崇與傳統泛民政黨有所不同的政治理念,所以才籌組新的政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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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亦很可能是過份簡單化的說法。其實,傳統泛民如要在未來力保重選票和議席,不可能不把其公開的理念或意識形態調校至較貼近大眾現時的想法。它們亦須透過宣傳政治理想吸引更多的支持者投它們一票。雖然傳統泛民政黨的決策核心假設之一是爭取最多的選票,但這未必需要與其重塑其政治理念互相排斥。另一方面,新興的政治組織如要持續地宣傳政治理想,亦不可能完全不看重政治選舉的成敗,因透過勝出政治選舉,它們的政治力量亦可得到加強。除非那些新興的政治組織打算長期純以在議會外搞抗爭,否則不可能完全不重視選舉的結果。但如真的這樣說的話,這又與梁天琦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高票落敗後,有不少本土派旗幟人物宣布考慮參選的現象不符。此外,政治選舉的得票總數和得票率是檢視它們的政治理想的被接納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其實,在實踐的過程中,無論是傳統泛民政黨,還是新興的政治組織,在某程度上也會把爭取選票和宣傳政治理念混合在一起。故此,單是用「著重選票和議席v. 著重新的理念或意識形態」來區分政治組織的類型,最終或許無助剖析問題。

激進的政治力量在蘊釀佔領運動的過程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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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另一種說法,是指香港激進的政治力量是在蘊釀佔領運動的過程中形成。但到底什麼是激進的政治力量,某程度上是需要視乎劃時代的政治光譜而定。例如,若把舊政權財政總監雅克·內克爾(Jacques Necker)和知識分子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等溫和派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主張放在廿一世紀的西方民主國家,便可能成為了極為保守的想法,但有歷史分析指,那是當時較為務實和理性的聲音,要不是舊政權國王路易十六出爾反爾,當時大部分的民眾都會願意接受妥協折衷的稅制改革方案。(註二) 誠然,極端的相對主義只會造成各自表述的情況。然而,若然要檢視甚麼是溫和,甚麼是激進,本身便已存着相對的眼光。兩者中哪種力量較好,須視乎實際的情況而定。溫和可以是務實理性;激進亦非一定是搗亂搞事,而可以是徹底求變的意思。

無論如何,若有人硬要把激進的政治力量歸咎於佔領運動的出現,他/她無疑是歪曲事實。事實上,香港激進泛民的力量在雨傘運動前已經持續地增強。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主任張楚勇博士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便在《南華早報》發表了一篇名為〈With so many divisions, Legco will be even more complex〉的評論文章,指出激進泛民的支持度由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約10%升至2012年的約15%,溫和泛民的則由2008年的約23%跌至2012年的約15%。(註三) 張楚勇亦指出,「若溫和泛民不能盡快重塑自我(reinvent themselves),它們會有被激進泛民[]超越的危機。」(註四) 另外,張楚勇認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反映「傳統的地區工作未能轉化為選票支持。這或許會鼓勵泛民政黨參與更多的政治和街頭抗爭而非以努力建立基層網絡以建立未來[政治選舉]的支持。」(註五) 

張楚勇的分析或許只是透過觀察和按常理推敲所得的結論,但其分析迄今仍甚具解釋力,殊為難得。楊岳橋早前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成功當選後,指出這個選舉結果是「選民給予泛民最後革新的機會」(註六),這種革新的想法與張楚勇三年多前分析所得的結論大同小異。不過,張楚勇在撰寫此文的時候,或許也沒完全預料到,原先被界定為激進的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會因堅持非暴力抗爭的路線而被不少激進的選民唾棄。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主張勇武抗爭的社運人士和政治人物,但這些政治力量並非是蘊釀佔領運動的過程中直接地形成的。反之,這種政治力量一直不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法,主張勇武抗爭的社運人士和政治人物把它譏諷為「和理非非」。在佔領運動未能達成目標便要結束的情況下,這種政治力量更是理直氣壯地提倡勇武抗爭。

其實,勇武抗爭成功的前提,是大眾普遍對現有的政權有極強仇恨的心理,一旦有人發動勇武抗爭,社會大眾會認為現有的政權死有餘辜。換言之,如要勇武抗爭的行動取得成果,那不但要策劃者善於在網絡凝聚支持者,而且還要現有的政權不斷犯錯以間接為勇武抗爭者交出助攻。讀歷史的都應該知道,這是威權政體高壓統治所衍生的其中一種間接效益(secondary benefit)。其實,在現今的政治格局下,每出現多一次中共或港府加強打壓的事例,便有可能進一步扼殺溫和路線而間接助長勇武抗爭的勢力。至於勇武抗爭會否是香港激進政治的盡頭,現時仍很難蓋棺定論。

註釋:
註一:Lindblom, Charles E. (1959).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19, No. 2 (Spring), pp. 79-88
註二:艾克頓勳爵(2013) 。《法國大革命講稿》(譯:高望)。台灣新北市:廣場文化,第三及第四章。
註三:Cheung, Chor-yung. (2012). “With so many divisions, Legco will be even more complex,”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1, p. A3
註四:參考同上
註五:參考同上
註六:經濟日報(2016年2月29日) 。〈新界東補選險勝 楊岳橋:選民予泛民革新最後機會〉,載《經濟日報》,2016年3月10日擷取自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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