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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猴年的騷動默示:地震、魚蛋、福祿猴

2016/3/4 — 20:32

左:旺角大年初一騷亂;右:台北福祿猴

左:旺角大年初一騷亂;右:台北福祿猴

【文:陳峻毅】

今年(2016)是丙申,亦即火猴年。民間舊曆以丙屬火,申屬金為猴,故丙申年也是火金相剋之年。台灣民眾的猴神信仰以齊天大聖廟為最(如筆者家鄉宜蘭的五間紫雲寺)。話說吸收日月精華的「猴齊天」出世習法後,便大鬧天宮、翻騰東海、偷桃封聖,引起天地大亂,但日後也是斬妖除魔、取經成道的鬪戰聖佛。值此騷動相剋之猴年,漢文化圈(非華人圈,指仍燒香拜拜寫繁體字的地方)從迎春除舊之際便災亂相連:先是小年夜的台南震災,續接正月初一的香港魚蛋革命(當地稱「旺角騷亂」),後有台北元宵燈會主燈「福祿猴」惹來網路鄉民一片「歹兆頭」罵聲。如此接連強大的負能量到底是偶然還是天公開示?似不相干的事件背後是否有關聯性的意義?筆者不善占卜,只祈願或能藉思索來論論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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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文化與生活的價值問題

從最直接的層面看,這三個事件的共同點便是:它們都是蘊釀已久的「災難」。台南地震引發的嚴重災情,顯然是土壤液化及居安問題沉痾積累的環境災難。被港府定調為「暴亂」的魚蛋革命,則反映港民對中共在港專政、特首梁振英打壓民主的長期憤怒所爆發的政治災難。至於遭到空前「網路霸凌」的福祿猴,又何以為災呢?在看似個案的公共裝置藝術爭議底下,如此在視覺上「霸凌」城市空間與市民認同的節慶恐怖主義所造成的精神創傷,透露了台灣社會自國民政府統治以來,長期以政治道德教育聯結個人功利主義來打壓、漠視文化生活教育,因而積累出的社會美學災難──其實踐乃透過官商對人民空間權利的剝奪。台南、香港與台北,三個城市,三種災難,似是無關,卻同時點出海洋漢人社會(台、港)從邊緣位置對帝國展開政治對抗之餘,在遺失主體性的歷史中,長期忽視(或被蠶食而流失)自身「存在」價值所引發的生活危機及其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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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從來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它更是「存在」的問題,是整體生活與文化共感的問題。巴勒斯坦裔後殖民學者薩伊德(E. Said)曾謂:「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抹拭的方法。」文化豈只是圖騰式的藝文活動,它是生活本體及其語言/儀式,是居住的安適與正義,是飲食風俗的保存,更是存在空間的美學與節慶共有的詩意記憶。威脅、滅絕和抹拭,又豈只來自外在,更可能經由複雜的歷史過程,在國家機器黨同伐異的官僚體系中將人民群體切割、邊緣化為內在的他者,然後對其加以「消聲滅跡」。

台南:震出生存的轉型正義

試想,台南維冠大樓的倒塌,在看似天災的背後豈非人禍?這人禍,卻不是針對少數犯罪者的究責,而是自921以來,包括在近年的復航空難、高雄氣爆、八仙塵爆等公安災害中,政府官方結合主流媒體操作,對中產階級進行共謀式洗腦的記憶抹滅過程。這過程不外乎幾個頗為一致的步驟:濫情式的集體悲憫(天佑台灣)、個案式的療傷故事、救災英雄的造神運動、贖罪券式的捐款運動(捐後不理)、歸罪化的法律究責、應付民怨的短暫公部門檢討,以及最後對主流社會善良的勝利歌頌。一切就這樣結案,而背後的社會共業(共同責任)、永續公安(防災)教育、國家與官僚系統的失能檢討、災民身心及社經生活的重建(求償)追蹤、城鄉資源分配及社會關注失衡,乃至人民生活正義遭到既得利益團塊分化、忽略、遺忘等問題,卻在此過程中完全被移焦,而主流社會則隨著事件收視率的下滑而迅速失憶。

台南震災並非偶然,卻因在政黨輪替之際發生而顯得意味深長。在再度受到重視的土壤液化與無良建商議題背後,存在的是國土規劃與住宅政策(包括居住安全)長期受制於官僚主義和房地財團的難堪現實:對房地產業炒作(居住商品化)和泡沫化的放任,正是黑心建案和釣魚式房仲行為的最大驅動力。也正因為發生在台南這府城舊都,才讓我們在救災過程中,看到了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以台北(據說又名天龍國)為核心(中央)的台灣視野,是如何透過媒體不斷忽略或扭曲在地的主體性,將地方塑造成「被看」、被拯救的消極他者──就連在地首長危機處理的自主性也被拿來做政治解讀。台南震災的最終意義,就只是用以警告台北盆地(而非全台)的居住地質危機,而維冠受難者和台南人的存在感,便只能隨年假結束和永大路的恢復通車而被推土機清除然後被遺忘。長期遭受抹拭的在地生存正義,帶來台南震災沉默的啟示。這是台灣人民的生活價值問題,也就是民主的問題,更是新政府在政治議題之外必須正視的轉型正義。

香港:為共同的生活記憶而戰

同樣地,表面似是起因於食環署聯合警方強力驅趕無牌小販而偶發的旺角騷亂,內裡除了累積了港人在政治上對傀儡港府的長期憤怒外,在更深層處更表達了香港市民拒絕在地生活方式/儀式遭受中國殖民式滅絕的文化抵抗。的確,「魚蛋」自然是從「雨傘」裡滾出來的──因為後者本就是包藏在政治型式中的、持續的文化與生活抗爭──而且還會愈滾愈大顆。以旺角這個「香港真正的文化發源地」作為原爆點,藉捍衛新春夜市(尤以魚蛋和腸粉小販為代表)的草根習俗為理由,這絕非僅是本土勇武派藉撐小販以鼓動風潮的政治消費,而其中的真議題也並非知識/街運份子是否應該(能夠)為作為底層他者的小販代言的問題。因為,在個別的階級/身份之上,正存在著香港人共同的生活記憶,形成了能夠跨越差異、相互理解的文化主體性,讓他們得以分辨誰是在地而有機的「我們」,並願意犧牲自己的說話方式,協力用拳頭、磚頭、汽油和論述對生活的侵入者(無論是中國、港府或黑警)發出怒吼。這不是關於動手者/發聲者和沉默者有何不同,或本土派和建制派有何不同的問題,而是關乎文化的香港與政治的中國之間的大不相同,以及前者對後者的必須抵拒。

台北:醜化殖民vs.空間正義

同樣正是這種「我們」的共同在地感,讓不同立場的台灣人民一起用選票決定了台灣的主體性,也正是這種在地感讓台南人拒絕了某些以「南下」救災為名,行消費地方災難之實的傲慢團體或行為。顯然地,生活的在地感也促使不同地域的台灣人同時對來自官僚外太空、嚴重侵害公共美學認同的福祿猴吐槽搖頭不已。儘管台北市大家長柯文哲在元宵燈會後自嘲表示「至少沒有一路敗到底」,但筆者必須說將這樣的醜陋作為首都節慶的主角,不僅是對台北市民的傷害,更是對全體台灣民眾文化認同的深度挫折:「難道這就是代表我們台灣人的美感水平嗎?」

然而,我們必須深究這場美學災難是如何造就的。若說柯文哲應為此事負責,難道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他就不是台灣舊政治和教育下的受害者嗎?當一位城市主政者一方面懂得讓都市發展向歷史文化退讓(拆除忠孝橋引道)時,另一方面為何卻無能拿捏暫時性公共藝術在媚俗、特色與深度之間的平衡──尤其當這位設計師已然從前任市長開始連續四年得標?這當中自然不只存在著公部門運作機制的官僚主義遺毒,還透露台灣社會(尤其知識份子)在黨國教育的政治壓迫下──特別從語言的抹拭下手──長期流失文化自尊(認為台就是俗)所造就的生活審美冷感症。試想,元宵燈會的美學災難,豈是僅此一屆?每年結合庸俗化與商業化、卻脫離生活與歷史共感的元宵燈會、遍佈台灣各地的假文創活動、劣質地景藝術,以及象徵威權愚民的「偉人」銅像,難道就不是滿目瘡痍的災難嗎?福祿猴不是醜的極致,只是因為備受期待而愈加鮮明顯眼,而這種萬眾期待、在特定時節必定擠著到特定空間花錢買爽的殭屍行為,正是台灣人在文化自卑之餘,彼此相互褻瀆的某種內化的消費殖民主義。福祿猴是文化殖民歷史累積而成的人禍。但重點是,真正殖民者的缺席本身,卻是更須被意識並挖掘的政治與歷史存在。

潑猴逆轉:文化生活的有機團結

福祿猴作為人民生活空間遭受的美學暴力,以及台南震災與魚蛋革命作為居住環境暴力和政治暴力,其背後所涉及的都是民主價值關注的新轉向。它們更深切地反映了民主與生活文化之間的密不可分;在每個生活和文化主體感遭到壓抑的地方,都能找到政治壓迫及反抗的著力點。同時,它們也透露了內化殖民的問題與轉機。在台南震災中,我們首度看到邊緣與核心、台南與台北、救災與都更等兩種價值被並置爭議的場面。在魚蛋革命中,我們首度看到一個活潑城市的文化如何值得對一個肥大國家的政治宣戰。在福祿猴事件中,我們首度看到城市美學的空間正義議題,在民間美學與官方醜學之間,被如此強烈地意識著、批判著──筆者撰稿同時也正發生著「全台裝置藝術"蔣"」的空間去威權運動。這一切,透過社群網路將「我們」聯結成一個大整體;在此時刻,沒有任何自由的人或城市能夠再繼續自私生存了。

島嶼的北與南、台灣與香港,所有生活在僅存的漢文化中的人們,有著類似而共同的命運課題。火猴年的騷動,也許正暗示著某種全面團結逆轉的起點。當人民開始認識自身生活的主體價值時,也許我們將發現,在堅強的海洋文化抵抗面前,大陸帝國的政治竟是如此脆弱易碎。

讓我們心中的潑猴,掙脫政治壓迫的五行山,果敢實踐自我的價值吧!

 

作者簡介:台灣宜蘭人,為文字工作者,也是業餘文學及文化研究者。因有感於當代文化受制於媒體工業市場機制,故長期以獨立身份不定期在不同人文刊物或網路平台,發表文學、歷史研究,及社會文化(或政治)評論。期望以知識份子的「場外」和「非專業」身份,對人文及社會領域提出自主而忠實的獨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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