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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一地兩檢未激起大型抗爭運動?

2017/11/16 — 10:35

圖片來源:「一地兩檢」關注組 Facebook

圖片來源:「一地兩檢」關注組 Facebook

看似極具爭議的西九龍高鐵總站「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在反對派運用議事規則力阻之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仍信心滿滿地認為議案很大機會在11月15日(編按:昨日已通過)在立法會大會獲得通過,政府隨即啟動落實「三步走」程序。預期明年6月前完成本地立法程序,並在第三季正式通車。

回顧香港高鐵的興建過程,在立法會奇怪的功能組別設定下,無論是落實興建、追加撥款,以至現時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相繼獲得通過根本是毫無懸念!筆者相信,在未有普選之前,香港市民繼續被少「數新政治經濟特權階段」 代表的情況將會陸續有來。不過,剔除這個體制上的扭曲現像,一地兩檢又是否可以一如2009年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的表述,西九龍以外,邊檢站還可設在廣州、東莞、虎門及深圳福田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8年之後,西九龍高鐵站進行一地兩檢的確已成為了唯一選擇。

首先,在一國兩制的氛圍之下,特區政府及議員在一些涉及中港兩地之間的政策倡議,往往是潛藏著一種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本位主義」。特區政府及議員在一地兩檢一事上,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是無可口非的。不過同一時間,廣州、東莞、虎門及深圳市的市長以當地居民的利益為重,亦是符合政治倫理之舉。當年鄭汝樺局長的替代方案是站在香港立場,一箱情願得出的可行性方案,而非與上述四市已達成任何雙邊協議的結論。即使己簽訂「諒解備忘錄」等合作框架,根據國內的政策制訂過程,任何政策若未經各級人大審議,通過並列為政府「立項」處理。各級政府仍是可以根據在地情況隨時進行增刪修改,而沒有責任要特別通知特區政府,否則這便有違一國兩制的精神。兩年前,有本地媒體就福田口岸取消一地兩檢的備用樓層,追問深圳市政府官員時無功而還,背後的依據便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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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鄭汝樺局長的建議,即是根據當年實地考察所得的真實結論,8年之後,情況亦可能已經大相徑庭,甚至超出特區政府意料之外。例如,當年建議的廣州南站選址,根據2016年廣州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委員會,對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政府提交的,擬對廣州南站地區城市設計優化及控制性新規劃中列明,廣州南站地區發展定位為:泛珠CBD。試問8年之前的番禺市,甚麼可能預計到將要成為珠三角中心商務區呢!廣州南站的城市規劃雖然仍有高鐵這一筆,但主要面向已非香港居民的一地兩檢,而是應付國內四縱四環的龐大人流需要。

加上,除了各市政府根據城市發展對土地使用進行重新規劃外,廣州與深圳市人滿為患,導致土地不足的題,又令各市政府不得不把當地居民的利益,作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則在人多樓貴下呈現的貧富懸殊,將會成為社會極不穩定的因素。我們翻查過去8年深圳市的常駐人口由大概900萬,上升至接近1200萬,廣州市由接近800萬,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萬。在過去10年兩地平均樓價,廣州上升了193%,深圳市驚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資源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兩市政府又如何創造借口,為香港一地兩檢預留發展空間呢?畢竟,他們是要考慮到國內同胞的感受。對他們衝擊至深的也是國內的群眾,而非特區政府或是香港市民。當然,讀者可能會質疑仍有東莞、虎門可以考慮實施一地兩檢;但實際的情況是,東莞與虎門只是在高鐵沿線,而非核心區域,與其他交通樞紐相距甚遠,在「本位主義」的考量下,又是否容易說服香港市民接受的理想選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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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客觀的分析下,除非高鐵(香港段)就此作罷,否則西九龍高鐵站進行一地兩檢的確是「今天」 的唯一選項。至於,反對派議員未能利用一地兩檢發起大型公民抗爭運動,筆者並不認為是香港市民都掌握上述的國內情況,而接受現實。相反,是當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引用基本法20條,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他權力」的時候;反對派議員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勁地與特區政府就中央與特區權力分配及跨境執法進行爭辦,但試問有幾多香港市民是了解基本法?對法律有基本認識?在所知有限的情況下,所謂的極具爭議,便只圍繞在反對派議員及他們的支持者圈中,而非公民社會。這種「Totally in the sky」的議題塑造,實在是敗筆呀!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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