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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用《防止賄賂條例》告曾蔭權?

2015/10/9 — 10:00

經過三年的調查,廉政公署在本週一正式落案起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坊間不少評論,均在焦點放在調查三年才開訴的背後,有或沒有什麼政治考慮,當中亦有不少政治揣測。畢竟,梁振英上台後,上屆政府多位高官均被調查或起訴,如前廉署專員湯顯明,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這些人又湊巧地跟煲呔曾關係友好,這難免令人覺得,今次曾蔭權被起訴,是 CY 在玩「秋後算賬」。

從政治策略需要上來看,將曾蔭權被告包裝成「CY 秋後算賬」,籍此打擊梁振英的民望,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然而,是否所謂「秋後算賬」,往往只是一種難以驗證的政治揣測,討論再多也不會有結果。況且,如果曾蔭權真是無辜的話,現時香港的法院尚算公正廉明,應該可以還他一個清白。至於他是否真的無辜,由於案件已進入審理階段,本人也不便評論。不過,今次案件卻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地方,便是廉政公署並非以《防止賄賂條例》 起訴曾蔭權,而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

根據現行《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索取或接受利益〉「任何訂明人員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而條文中的「訂明人員」則以《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訂明。然而,現行的《2010 年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中,特首卻沒納入第3條的規管範圍之內,這是廉署不能以此條起訴特首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現行的《2010 年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是曾蔭權在其特首任內頒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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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廉署不能運用《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理論上還可用第 4(2B) 條,即俗稱的「受賄罪」。然而,「受賄罪」如要成立,控方必須證明特首收受的某種利益,不是單純的饋贈,而是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的報酬。舉個例來說,控方必須找到人證或物證,證明特首獲取饋贈時曾作出口頭或書面承諾,並因此而加快或減慢某些審批的速度。然而,若有人如果深知「潛規則」的運作,所有事「盡在不言中」,便極難找到對方受理賄的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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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底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定罪條件,便沒那麼困難。如昨天社論所言,現行的〈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定罪條件,乃是援引自英國《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3 of 2003》:「任何公職人員在任職期間,在沒有合理辯解或可原諒的理由下,故意忽略履行其職責和(或)故意行為不檢,其性質並不瑣碎,而是偏離該公職人員原來被賦予的職責」。

更重要的是,即使該行為並無不誠實或貪污的因素,也不構成入罪的前提;相反,控方若能證明該行為「達致濫用公眾對其信任的程度」,或者「早有預謀」或「明知故犯」(wilful or malicious),也能成為定罪條件。

簡單來說,即使特首不受《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規管,但公眾有理由相信特首作為政府首長,本身不會做出有違第 3 條的行為,一般人也會認為,任何公職人員若做出有違第3條的事,屬於行為不當。因此,如特首在知道《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有關規定的情況下,故意或不故意作出有違第 3 條的行為,即使這行為本身不是受賄,也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由此可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舉證過程比「受賄罪」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不過根據回歸後的案例,似乎並無被判終身的案例,煲呔曾的好友、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2014年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成立,也只是判監七年半。

原文刊於《香港投資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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