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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未晚 — Jason Ng專訪

2016/5/30 — 13:30

讀書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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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Ng,土生土長香港人,年輕時留學加拿大、歐洲,曾在紐約工作,中英文皆流利,十年前回流香港,選擇以英文書寫香港這城市,第一本作品Hong Kong State of Mind,旁觀香港人的生活百態,幽默輕鬆,第二本作品No City for Slow Man,開始進入香港社會的核心議題,討論官商勾結,社會不平等,到今年剛出版的第三步曲:Umbrellas in Bloom,以參與者角色敘述七十九天街頭佔領的來龍去脈,十年來由步履輕盈變得愈加沈重,冷眼旁觀變了激情熱血。是香港改變了,還是這十年間他本人改變了?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誰知道甚麼是因,甚麼是果!

香港的崩塌,成全了這三步曲,但他並未有停留在冷眼旁觀,也不作看透世情姿勢,下筆盡是蒼涼,Jason Ng仍然樂觀地相信:十年過後,為時仍未晚。

讀:《讀書好》
吳:Jason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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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可否談談你成為一個作家的過程?
吳:我一開始從來沒有想過走上作家之路,我本身是希望成為一個古典音樂歌唱家,我的訓練是唱男高音,在意大利留學,其中一樣就是為了學聲樂。回來香港後想找朋友設計一個網站去推廣聲樂,對方說網站要加入其他內容才夠吸引,我說不如放幾張圖片,他說不能只有圖片沒有文字。當時是2005年,究竟甚麼是網誌也不太認識,於是便去看其他人的,發現大部分的內容都是飲飲食食,而我是一個「政治癮君子」,喜歡討論政治議題,包括中港台歐美無所不談,既然身在香港就想寫香港政治。

讀:當時的出發點是否為了自娛?
吳:這是個人的日記,寫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放上去,如文化、民生、社會觀察等等。猶如將一個酒樽隨手拋入大海,幾個月後開始有人在網站留言,有人分享,也有辯論出現。當越多人看自己就愈用心去寫,做多些資料搜集及找人談談。之後有雜誌請我寫一些軟性的題材,在香港用英文寫評論的不太多,有的多是外國人,他們不大了解地道的情況,只要《南華早報》沒有的,他們就不知道。我懂中文,也可用英文寫作。後來出版了Hong Kong State of Mind這本書,也開始在《南華早報》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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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當日寫網誌時是否已準備結集成書?
吳:完全沒有這打算,只是想到甚麼便寫甚麼,沒有商業考慮。現在的讀者很聰明,會看得出。香港本土的東西,當用英文寫出來時,整件事的感覺會變得不一樣。

讀:為何用英文寫作會有分別?
吳:因為你先要在腦海內過濾一次,猶如在腦內翻譯,用另一套語言概念再想一次。隨便舉個例子,好像廣東話PK一詞,用英文直譯是表達不到廣東俗語的色彩,因為這字既有些粗口,也有幸災樂禍的詛咒,所以要成件事從頭想一次,重新考察時,便有不同。

讀:當中是否牽涉到個人身份轉換的過程?
吳:對,這是身份轉換,跟着再重疊的過程,用英文寫作會抽離,對主題產生距離感,抽離過程是從客觀角度再看一次,但當中的感情是沒有改變,所以就有再重疊這一步,這樣的寫作才有立體感。

讀:這是理性與感性的關係,英文書寫是Sense,但Sensibility是地道的香港情懷,這是否香港三部曲的創作歷程?
吳:第一本作品Hong Kong State of Mind是2010年面世,最新一本Umbrellas in Bloom是今年出版,這七年間自己貼得香港sentiment好近,2010年時還有心機去看看香港有甚麼新事物,2010年時大家也relax,開心,有閒情逸致,三年之後我出版了第二本作品No City for Slow Man,當時已經想如果仍然是寫飲飲食食,有種對不起香港的感覺。身邊見到天橋底露宿者、執紙皮阿婆,所以這本作品會嚴肅起來,寫香港老人問題、地產霸權等,到第三本作品,香港城市整個政治氣氛已經變了,現在講的是抗爭,就算講民生問題,已經變了「左膠」,好反映到這幾年香港正急速下滑。

十年

讀:這三部曲是否也同時反映你個人心態的改變?
吳:是,第一本較輕鬆,旁觀,第二本進入較嚴肅社會問題觀察,第三本就直接進入政治,這轉變亦同我留在香港這十年,心態上的變化有關。對這個城市的感受愈來愈深刻,也愈來愈沉重。讀者反應以第二本最好,但國際媒體最關心是第三本Umbrellas in Boom,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也有訪問。

讀:寫作的緣起是怎樣?
吳:我在南早寫專欄已六年,一直有跟佔中、罷課的新聞,也有評論,所以到雨傘運動一來時,就走到佔領區去接觸那些人,當時沒有計劃寫成書,只是拿着FCC的筆記本,記下重要的東西,作為自己寫評論之用。

讀:你情感上對這件事投入,如何在寫作上保持平衡?
吳:寫作時我也不斷想過這問題,我在佔領之後找本土派的學生傾談,好多參與者在離場之後對整個運動好critical,認為浪費時間、煮飯仔,我同他們傾談,理解其批判角度,也有助自己反思。

讀:完成寫作後,再回想成件事,你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吳:我記得每日在夏慤道時,給成件事的浪漫所感染了,之後回望明白這只是一場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自然有他成功,失敗的地方,也有他存在、消失的需要,但這種客觀的分析在那七十九日內是沒有出現過,那時唯一知道放工後就要去佔領區,也不自覺地希望成件事可以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讀:因為佔領區是個烏托邦!
吳:是,其實心底是知道應該完結,那一刻陶醉到只希望不斷延長。

讀:是否運動由政治性一面轉化為香港罕有的生活感性?
吳:這是運動的自然發展,因為事實上香港人生活壓力真的很大,香港人可以好冷漠,有人在街邊無端端畀個漢堡包我會丟了它。我在七十九日所見到香港人的state of mind,同七年前第一本書的state of mind,完全不同,在這樣大的衝擊下,人們自然是會產生陶醉。


Jason在北京介紹新作Umbrellas in Bloom。

Jason在北京介紹新作Umbrellas in Bloom。

讀:但運動後好多人很快會作出一槌定音總結,認為運動失敗?
吳:沒有成果是因為大家撼動的是高牆,無論如何提醒大家毋忘初衷,要真普選,但現實上高牆不為所動。大家其實都是摸着石頭過河。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是希望大家對運動不應太過harsh,因為起初大家都是試試吓,唔試過大家都唔知,最後唔得無理由去怪責運動,好似梁天琦去新界東補選,年青人也不會因為他落敗而批評他。

讀:是否香港人早已經有失敗主義的性格?太易認輸及放棄理想?
吳:今次運動其實正正打破這種失敗主義,反而係早知唔得,做得幾多得幾多,而家年青人本土勢力抬頭係正常,就似失去親人的心理五部曲,首先是拒絕,然後是憤怒,跟着是抑鬱,然後是談判,最後是接受。現在正處於憤怒階段,要發洩出來,但我相信這種情緒會過去。

讀:成書後對香港人的ethos,是否了解多了?
吳:有,我一直認為香港人好現實、沒有理想,只有金錢掛帥,但在那七十九日發現香港人只是被生活壓力掩蓋,埋沒了美麗一面,有機會就會爆發出來。種子有水才會發芽,而至少今天我知道香港人內心是有這顆種子存在的,本質上是好好人,但因為生活而將自己裝扮成好tough。

捍衛香港人

讀:當國際傳媒來訪問你談這本書時,有否發現在國際層面,香港人因為這七十九天而贏得他們的尊敬?
吳:當然有,以前大家都覺得香港是金融中心,人好現實,而家發現原來都有理想的一面,有一個好健康的政治態度,知道世界的大趨勢。我寫作目的是希望世界認識到香港人美麗的一面。美國有傳媒提到學生領袖黃之鋒應提名和平獎,無可否認他有領袖的魅力,但我認為得獎的應該是香港人,大家用三、四十年時間,有耐性地、有修養,爭取民主,應該同甘地、馬丁路德金一樣,在世界上是好特殊的例子,我們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而用三、四十年時間,絞盡腦汁在夾縫中找出路,這本身已經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我希望香港人放下憤怒,掟磚發洩於事無補,因為復仇是不會令自己開心,也不會爭取到甚麼,但我是理解年輕人憤怒的原因。

讀:這十年的經歷是否改變了你?從冷眼旁觀變成了有責任為香港發言,捍衛香港人。有些人即使愛香港,也不會輕易表達出來,反而會擺出一副冷眼旁觀的嘲諷姿勢。
吳:我是改變了,但其他人採取批評的姿勢也很自然,因為正如對家人的愛,不會經常掛在口邊,反而成日批評,為甚麼著得咁核突、為甚麼又肥咗?愛是以批評方式來表達,tough love是一種很中國人的表達方式,這很正常。對香港沒有感情,反而會猛稱讚,嘩!好靚高樓大廈,嘩!好多美食,又平,這是好表面,不會深入,因為當中是沒有感情的,猶如我們稱讚上海一樣。

讀:冷眼旁觀是否一種自我保護?
吳:是,也可以是市場策略。

讀:作為一個書寫香港的作家,你希望在市場站在一個什麼位置?
吳:都是開始時討論「身份重疊」的角色,香港身份重疊的人很多,但肯花時間、精神去書寫香港的人不多,身份重叠令他們可以選擇冷眼旁觀,轉變用外國人/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一切。在香港寫作回報很低,我過去五六年的生活猶如少年筆耕,對這地方沒有感情是很難有紀律地寫作,有毅力堅持下去。而寫下去是因為精神回報,但這地方大部分人未等到回報來臨已經放棄了。這過程正如行山,望見前面山峰,當你努力爬過去之後,就會見到不同的風景。寫作在香港沒有即時經濟回報,所以很容易會氣餒。

讀:但明顯年青人願意為理想而改變,以往很難想像有「十年」這樣一套電影,直面香港政治,而且引起巨大迴響,香港社會是否因為雨傘運動而改變了?
吳:我當然相信是,因為自己一直認為運動沒有失敗,運動經過一段時間沉澱之後,大家會見到香港社會的改變。年青人欠耐性,所以即刻嬲,但當眼光放遠點,就會看得到。在新書發佈會上,我最開心那一刻,不是有人找我簽名,而是聽到有四、五個讀者正在討論這件事。大家嘗試不要太快下結論,判定是成功,或是失敗,簡單將成件事由立體的面向壓縮成為「失敗」兩個字,我寫作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討論下去,也希望走出去。這書會在美國發行,我也剛在北京Bookworm介紹本書。

讀:北京?介紹關於雨傘運動的書?
吳:對,Bookworm是在京外國人的讀書活動,他們也派人監視,但沒有阻止,之後會去新加坡、西班牙、美國、加拿大。

讀:國際對這本書的反應大,是否預計之中?
吳:是預料之中,但我不是為了宣傳自己,因為香港當作家收入少大家明白,我是想宣揚香港人!希望外國讀者知道,香港有一批年輕人,他們願意付出去爭取。

讀:你已是個成功的專業人士,有安定生活,但又對這地方懷抱感情,看着香港一天一天的崩壞,會否擔心有朝一日自己的言論影響事業,以至無法如當初想寫甚麼就寫甚麼呢?
吳:剛才見面閒談時問會否有一天會選擇離開香港,我一直沒有回答,你剛才說的情況,就會是我離開的一天,去到某一點當我無法再誠實地表達自己,因為工作、因為人身安全,因為我寫的東西無人願意印刷,這就迫不得已要離開。今天雖未到這境地,但實在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怎樣,如果三年前你問我,我會說傻的嗎?香港怎可能變成這樣!但今天已不肯定。《十年》這電影最觸動我是最後出字幕時一句,為時已晚?為時未晚!

現在,我相信為時未晚,也唯有樂觀,才可以撐下去。■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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