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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而寫 — 徐承恩專訪

2015/10/30 — 6:10

講香港歷史的人不少,或是小漁港變成大都會,或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假如繼續追問「從前」,我們回答到嗎?民間史家徐承恩繼前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後,新作《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再走前一步,由頭開始講述香港的歷史,而追尋過去,為的,是現在,更是未來。

讀:《讀書好》
徐: 徐承恩

讀: 一連出版兩部香港史的作品,耗上的時間和心力都不少,如此鍥而不捨追索香港的本土史,原因何在?
徐: 唸社會學碩士時做有關香港精英的研究,當時回顧了不少有關香港政商關係的歷史文獻,亦觸及到香港史的部分,發現文獻當中相對中肯或不是以中國大黨國觀點寫成的多是英文文章,而中文學者寫成、大多帶大一統或支持黨國史觀的中文書則被有策略地放在三中商等大型書店;後來「反國教」時,《中國模式》一書出現,我得知出版該書的中心獲捐款並將撰寫一系列關於香港史的叢書,當下心想,假如他們有意識地以中國觀點撰寫港史,那麼中文著作就會被這套觀點所壟斷,進而得出一個疑問:究竟學生做香港史資料搜集時會看到甚麼?有感他們對英文始終帶點生外,會下意識地看中文書,長此下去,香港的身份就會受到威脅,故想出了兩個方法。其一就是將這些比較中肯的香港史英文著作翻譯,但過程中除了翻譯工作外,還要與不同作者、出版社商討版權問題,加上這些著作多為學術論文,費時之餘效果又未見得特別好,所以想出了另一個方法,就是將自己讀這些著作時的讀書筆記整理,於是有了前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但始終以書來說歷史,當中難免會有空白部分,不太連貫;又知道台灣有幾本本土史的作品寫得很好,甚至啟發了台灣的本土運動,故仿傚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模式,寫成這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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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一般人認識的香港史開端,往往離不開英國人「荒島、小漁村經歷殖民而發展成國際大都會」或者「香港為中國延伸」的大中華史觀這兩套說法,但書中卻上溯至百越文化,在現存的框架外另闢新路,當初何以會有這想法?
徐: 傳統的大中華史觀都會假設中華文明是持續、一直傳承的,但就算是傳承,它亦不會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國族國家,也不是連貫的帝國體系,帝國與帝國之間的性格不同,割裂的,所以中華文明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明、文化概念,是不連貫的。同時中國並非唯一一個受中華文明薰陶的國家,越南、日本等也是,但這些都不屬於政治中國之內,故中華文明之於香港,則有如希羅文明之於西方各國。而我之所以寫百越文化,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文化其實是是一種百越化的中華文化,是種有異於嶺北不同地區的中華文化,雖然大量吸收中華文化,但其實是「選擇性吸收」,同時也有吸收其他外來文化如西方文化。

讀: 那麼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你認為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徐: 我不是歷史本科出身,未有受過太多相關訓練,故作品寫來亦不太像歷史作品,寫時的思維也靠近社會科學,亦不太擅長挖掘第一手史料,多靠綜合現有之歷史研究,但香港史之一手研究較少,一來是因為學院對香港史的研究不多,而且多為論文,未出版成書,較難取得,幸而有歷史本科出身的朋友幫忙,找到了不少有用資料。雖然如此,但其實某些時段對香港很重要,但卻欠缺一手研究,例如三十年代,這時候剛好夾在省港大罷工和抗日之間,現存史料多集中講述香港人在抗日期間的支援工作,但卻將當時的本土發展忽略,然而,這其實是香港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由轉口港、傳統殖民地轉向基建、本土華人資本興起辦工業、有改革跡象的重要時刻,後來出版的《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有補足,但在我寫作此書時仍未出版;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史料也是另一個問題,這時期的書不少,不過多是懷舊著作和風物志,多是情感、迷思,重要性是有的,但卻缺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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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城邦」、「香港民族」等都是近年討論熾熱的名詞,兩者各有所指,那麼你在挪用這些名詞作為書名時,可有你心目中的一套定義?能否解釋一下?
徐: 「城邦」一語,固然受到陳雲的很大影響,是來自他的。我猜想他的城邦概念是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Free Imperial City,由帝國劃定的自由城市、城邦。它們不行農奴制,市民較自由、富足,雖未有民主,但有一種原始的共和自治模式,同時不受帝國干預,有次主權。他或許認為城邦就是香港的理想狀態,但這始終不是東亞觀念,故引入有關華夏的說法,上溯至周代的城邦,令這概念本色化、本土化。但在我來說,其實香港有華夏成分但不只華夏,更有西方文明,不過重要的是,誰是主體?因為我們始終需要一個主體來決定吸收、發揚哪些中、西文明,故我提出了一個「民族」的說法,由這個民族作為主體決定自己在文化、政治上的路向。

這個主體其實就是國族,而國族的重要,在於它的集體認同,一代傳一代的群體核心價值,令跨代抗爭成為可能,同時也是民主、自由的前提。國族主義有兩個面向,一是集體的想像,當中的個體雖然平等,但必須集合起來才有意義,另外就是認為集體只是個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是自由自主的公民,他們可以集合起來去維護、參與這個族群的公民社會。我比較傾向後者,一種公民國族的想法。我對香港前景不太樂觀,總覺得要追求政治上的自主、自由、民主等都不是這一代人可以做到,需要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人去持續抗爭,所以要將公民價值和身份認同掛鈎,亦正因如此,我的寫法是城邦與民族,因為要達到城邦,必先要有公民國族。

讀: 香港社會近年正經歷各種不同的變改,甚至有人說,這是香港的大時代,書中內容亦一一記下大時代中的點滴,在你看來,這書的時代意義何在?
徐: 傳承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點,就如我最初所言,假如我們的中文書都被這種史觀壟斷,那會否幾代人以後,我們已經喪失了香港人的身份呢?老實說,香港的情況真如梁文道所言的「等運到」,這三個字說來很負面,但其實「等運到」是件很難的事。另外,萬一讓你等到了,又能否把握機會呢?若然你要知道運來了,就先要知道自己爭取的是甚麼、你是甚麼人,那這個等才會有意義,所以「等運到」是需要思想準備的,需要將價值內化,知道了我們幾代人一直在抗爭的是甚麼,那運來的時候,才能更易把握住。■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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