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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體味更高的生命層次 才會評斷「值不值得」

2019/7/2 — 2:26

金鐘烈士逝世,又輪到粉嶺21歲女生跳樓(6月 29 日),之後又有 29 歲女子在 IFC 輕生(6 月 30 日)。三個死者,共通點是都有留下不同形式遺言,明確表示反對送中條例,並且不滿特區政府不回應市民四大訴求。他們確實寫了遺書,梁姓烈士的寫在雨衣上,盧姓烈士的寫在梯間牆上後者寫在Facebook上,他們很想香港人贏一次。

很多外面的人一知道這種事,就算是反送中的群眾,也會反射性地否定死者——即使是出於珍惜生命的善意。一般人會覺得,這一死太可惜,對事情有甚麼意義?值不值得?邪惡的傳媒說女生是為情自殺,淡化她的政治訴求;愚善的人會在廣義體制的引導下,將自殺事件病理化,說死者有抑鬱前科、有精神科的病歷之類。甚至有一些防止自殺的團體,公開表明不應稱呼死者為烈士、義士,不能將他們「英雄化」。

其實社工、心理學家、醫生,就算懷有一片好心,但在一個極端邪惡的體制下,也會成為轉移視線者。這些「心理矯形」專家的前設,是將「問題份子」治好,之後放回社會。但如果社會本身出了極大問題,如果社會本身就是形成很多人極度痛苦的主因,那這些「根據程序」、非政治化、以 status quo 為歸宿的的治療方案,終究是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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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多的人,無法了解超越生命的邏輯。一般人,特別是香港人的頭腦,就是無時無刻在計算得失的。我們那個年代的社運常客,連被警察拘捕都會計算有甚麼選舉效應,那時的世界,還沒現在的全面崩壞。這些一般人,即使是比較自由主義,還是功利得歇斯底里,如果一個行動沒有包生仔的結果,不能換算成一些即時能夠享用的利益,他們就會反感。不是像幾年前那種激烈割席譴責,就是現在那種毛姨姨式的哀問:暴動要坐十年 … 值得嗎?想下媽媽 … 那種苦勸,自然也是出於善心,但對於示威者來說,只會覺得自己再被否定一次, 然後態度更加堅決,何苦呢? 

大眾對於自殺問題的避談主義、去英雄化的處理,還有權威得很的病理學分析,看似中立,其實也充滿價值判斷,那個價值判斷就是建基於「生命是人類最珍貴的東西」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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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部份人來說,一切都應該爭取,但情況若威脅性命就應該放棄,先保護生命。但是人的境界,可以在某些時候提升至超越個體的休患,他想的不再是下個月出糧要交幾多卡數,而是記掛著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明天,乃至於之後悠悠萬代的福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有些事情,例如尊嚴,可以比一己安危更重要。「生命最重要」是大眾的邏輯,「為了追求某些事情而犧牲生命」,是鬥士的邏輯,雖然人民不一定了解鬥士,但鬥士的確有自己的邏輯,而且在那股非理性背後,也有另一種理性在運行。

你問他衝入立法會,或者去自殺有甚麼意義。問意義,問值不值得,本身就證明他們不能了解抗爭者的靈魂。因為在最差的狀態下,在二百萬人上街都無法動搖任何政府決策的絕對尊嚴喪失的情況下,犧牲本身就是意義。因為它用最堅決的姿態,與這個粉飾太平的世界決裂。

你說用死亡來發聲很激進,很不值得?但試問這些年齡層的人,如果不付出生命,又怎樣發聲?向政府說?向高層成員平均50歲的政黨說?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是劉鳴煒,你記不記得?

你能說衝入立法會的人不是自殺嗎?這真的是自殺,這是絕對的 suicide squad,但你認為他們不知道?這不需要坐冷氣房的人指指點點,他們自然已有覺悟。旺角警民衝突 (2016) 還可以說是突如其來的演變,事後才被定性為暴動。但最近出來的人,早知道自己被惡法瞄準,也知道立法會根本是一個空城,攻入去也守不到多久。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勇敢地將局面推進。甚至有事前決志的死士之說。這是犧牲吧?犧牲有沒有意義?值不值得?任何定論,在這樣的莊嚴面前,都是夏蟲不可語冰。有沒有意義,值不值得,不是由我們說的,只有當事人才有資格說,用行為來驗證。

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功利主義者,去到某個程度,就是「生命功利主義者」。生命是沒有甚麼意義的,只是活著和繁殖而已。很久以前,張愛玲評論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也是如此類似。所以對香港人來說,自殺,或者較低程度的「為理念犧牲」,也是難以理解,難以理解到一個程度,彷彿是道德上有錯誤。那管你付出的只是自己,社會賢達也會覺得你有責任向世界謝罪。

也許這些「死士」的存在,向社會賢達揭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世界真相,這世界,不是只有生存和繁殖最重要,有人會為了別的東西,而拋棄中國人 / 香港人 by default 認為最珍貴的生命。死士的存在,令很多人一生奉獻的世界觀變得低微。死士的存在,令旁人羞愧。

因此,大眾會將他們視為病人、視為不理性、視為需要勸導的「孩子」;他們會說這些人是「鬼」,說他們沒有策略,質疑他們沒有下一步。「然後呢?」這是從退聯到現在,任何事,都會有人問的。然而死士的靈魂,難道不是比起貪生怕死的智者更見洗鍊?難道他們不是比我們更活得像個人?

有六四情結的人,每一次都會勸告孩子回家,因為太過害怕突然降臨的暴力和死亡。但如果前線的那些不是孩子呢?那些人活活地宣示,有些東西比生命和安逸更重要。我們在旁邊指指點點,只會顯得我們才是那需要被教育的孩子。

莫說在現場根本收不到網絡訊號,就算他們聽到,勸得走他們嗎?難道他們一出生就是死士?難道他們從小到大都是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人?不,他們一定都曾經跟你們一樣,曾是溫和派。對政府有不滿,就表達、就遊行、就投票,但 22 年以來,政府有讓步嗎?沒有,而且是每一次都步步進迫,不斷超越香港人的底線,不斷侮辱。我投過票啊,但我選的人都被 DQ 盡了。

每一次反抗運動輸掉,都令他們的靈魂開始改變。到了某個臨界點,他們就離開了,像耶穌三十歲之前的空白一樣,在忙碌的上一代的視線外,少年們變了另一個層次的東西。少年太知道自己偷生容易,但特區政府和北京不會「見好就收」。如果當權者知道見好就收,根本沒人想做死士。

更重要的是旁觀的香港人,要不要繼續否認自己的羞恥感。他們提議將烈士「除名」、質問行動有何意義、苦勸死士回家,諸如此類,都是在否認一個事實:香港從安定繁榮的東方之珠,變成年輕人群起輕生,做政治死士的中國殖民地,難道以前的人沒有責任嗎?難道這個地方的自由和繁榮,不是在很多人的享受和旁觀之中,逐漸失去的嗎?

不要說那是中共的問題,問題是除了中共之外,究竟旁觀的人有沒有為大局走到這裡,而感到內心羞愧。如果你感到羞愧,就會不好意思對著死士指天篤地;如果有些人否認自己屬於「不負責任的一代」,他們就會更傾向用「愛惜生命」、「愛惜前途」、「聰明策略」之類的大義名份,去否定抗爭者。只要抗爭者被否定,那失敗就是屬於大家的,沒有人特別有責任。死士一出現,就會令人感到羞愧。在死士面前,每個人都會面臨良心的敲問。究竟以前我們在做甚麼?究竟我們以前有沒有盡力維護香港,為香港爭取最好的政治安排?如果有些事情以前沒有做錯,那麼今日是否就不會有死士?近年那些對抗爭者的抹黑,大部份都是真心,那真心是出於逃避自己過去的罪孽。

如果你認為死士做的事情毫無作用,那麼你為甚麼不想想為何香港變成有人認為死了和活著,分別也不大?有人說明白年輕人的憤怒,但是不要犧牲「前途」。問題是他活下來,每個月做一份萬多元的工作,不能繁殖、不能成家立室、甚至沒有留在香港的自由(權貴都在用規劃的方式同化和強迫他們「大灣區化」),你叫這做「前途」?為甚麼香港會變成這樣?為甚麼我們會活得那麼委屈?要怪,為何怪死士堅決,而不怪權貴鐵石心腸,一步不讓?

死士再堅決,也是由高壓的社會育成。對準政權,不要傷害義士的靈魂。

很多年前,社運現場就充滿了「衝就係鬼」的講法。其實這除了黨派私利、英雄主義的誤用,其實還是一種類似於今日看見的大眾心理。為甚麼有人會「衝」?會犧牲,卻也得不到結果,因此結論是「沒有意義」,沒有正常人會做,會做的一定係鬼。

善於計算,習慣計算的香港人,即使是民主派和社運中人,都是無法企及那個境界,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只是不明白,有些事情比生命和安逸重要。就那麼簡單。撐警集會的人認為安穩、權威和秩序比民主自由重要,這是他們的價值體系;主流民主人士認為自由民主重要,但安全回家全身而退更重要,這是另一套價值體系;抗爭者認為個人安危重要,但為了達成政治目標,可以冒險,甚至坐牢、死,這也是一套價值體系。這只是價值金字塔不同階層上互相不理解的常態。

面對自己的不堪吧,知恥近乎勇,只有釋放了自己,面對新時代、面對不斷湧現的死士,才不會感到心理不平衡。不要活埋勇士,企圖掩飾自己擁有一顆虛弱心靈的現實。跟隨他們,向前走,不要原地踏步,不要留在煤氣房裝睡,或者裝覺醒。

上世紀的香港,那憂鬱而精緻的香港,好像達明一派那些歌曲的香港,是過去的了,「現實」現在已經君臨。衝入立法會發表演說的勇士、死士,絕筆而死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在現實中成長的新人。他們不需要丟掉幻想,他們沒有能夠幻想的福氣,只有純正的義憤。香港在他們的帶領之下,將會成長,將會破繭而出。遲與早都會。扶持他們,面對你自己,不要瞧不起光明。這是比起教條式「愛惜生命」更高層次的生命教育。有一些人是溫飽和安逸不能滿足的,他們還要求尊嚴,而這些人已經在香港重新出現。

天佑這再度青春年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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