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無盡的灰色

2015/8/23 — 13:18

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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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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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裏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盡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二之二)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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