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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政改,就是要與「下流」與「低格調」對抗

2019/4/16 — 19:13

梁文道在他的文章說:「講格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我不認為香港社會在政治操作上曾經有過什麼講格調的黃金時代,不過倒是不能不無奈地同意,香港似乎確實是離開這個黃金時代的標準越來越遠了。

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本地例子,包括那位「前任香港特首,貴為國家領導人的(乜乜乜)先生,最近常在社交媒體計算《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數量」,確實很能說明今天香港社會面對的最重要政治文明問題,就是格調走向淪落。

「格調走向淪落」是格調本身的問題?還是制度使然?
是因為「制度性的淪落」促成「格調走向淪落」嗎?
還是因為「格調的淪落」,令「制度的淪落」變得無可避免?
「格調」與「制度」,那一個是因?那一個是果?
這可能又是另一個雞與蛋的問題。
這些問題,對今天的香港確實很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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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似乎都習慣了那些領導香港政府的官員公開講假話講歪理;大家都似乎開始適應,不再把那些擁有政治話語權的建制派或政治內圈人物不斷講廢話當作一回事,也對權勢不斷否定常識習以為常。這就真的是「格調走向淪落」了。

那一些權勢中人,越來越肆無忌憚,不斷扭曲公眾對很多事物及觀念的理解,否定一向以來對事物的定義,甚至把一些白紙黑字寫出來的保證及口頭承諾,都作出不準確的、扭曲了的新詮釋。這除了是他們這些人連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與誠信都不講,不也是社會政治「制度性的淪落」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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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政治格調尋底,確實是由一些在國家政治體制上擁有「高層領導」身份,或在香港政府擔當領導官員的人物揭開的。這一種所謂「高層領導」與「格調低走」的並存,可以說是對當前政治文明的極大反諷。

當作為反映國家文明一部份的政治體制,也可以把那一位被梁文道指為「不登大雅,不夠大氣」的人擺上神枱,讓他擁有國家領導人身份的時候,梁文道所講的那種淪落,就已經不是格調淪落這麼簡單了,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淪落」了。

「制度性的淪落」,這是一種倒行逆施的共業。
「格調走向淪落」,其實是這種魔鬼與禽獸同盟共業做成的必然後果。
「制度」淪落不前,「格調」必定走向下流。

強調制度,就是要透過一個超越個人的體制安排,去制約人性中的缺陷。「制度性的淪落」必然會導致人性中的腐敗一面盡情展露,拒絕建立一個合理制度的結果必然是的一種「格調的淪落」了。

而這一種來自上層權力階層的「格調淪落」,又會對整個社會的風氣構成負面影響。那位被視為「不登大雅,不夠大氣,不像是一國家領導人該做的事」,近期確實天天在發生。梁文道估計,全版廣告一事,會有一些「打着愛國愛港旗號的組織接力,針對廣告客戶,調查他們的背景,給予他們壓力」,這其實也是一個順理成章,而且似是必然會出現的後果。這也正好說明,有一個容許這類人處於高位的制度,是「播其惡於眾也」。

那一位所謂國家領導人可以不斷作惡,把「不登大雅,不夠大氣」的事越做越核突,除了是他個人的問題之外,其實是制度使然,是制度縱容所造成。社會各界確實應該自問,是否可以容忍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繼續以「逃犯條例」的修訂、政治檢控、及不斷干擾侵蝕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方式繼續下流下去。

香港人要爭取一個合理一點的制度,其實正正顯示香港大部份人的格調比北京那個中央政府高得多。北京當局就是要令香港社會的格調淪落;香港人要爭取的,就是要透過一個更合理的制度,一個不致繼續淪落的制度,來提升香港社會的格調。

香港人,我們會在這種對格調的更高要求上,與北京當局的低格調妥協嗎?

我仍然有信心,香港人就是要講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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