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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教授、義工、劇作家 法庭旁聽席上,他們怎樣見證佔中案

2018/12/20 — 15:27

上星期五,「佔中九子案」審結,法庭宣布押後至明年 4 月 9 日裁決。庭上密集的唇槍舌劍後,接下來,是漫長的等待。

由 11 月 19 日開審至 12 月 14 日審結,西九龍裁判法院第三庭一共進行近廿天審訊,傳媒鎂光燈下的主角,無疑是案中九名被告,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浩銘及李永達;法庭戲的其餘角色,如法官陳仲衡、控方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辯方各代表律師,以至出庭作供的證人如中大教授李立峯,過程中都吸引過不少眼球。

較少人留意的,是公眾席上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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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屬區域法院處理的案件,但由於被告及律師團隊人數眾多,移師至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雖然這法庭比較簇新、寬敞,但審訊期間,庭內的公眾席,以至庭外觀看直播的大堂範圍,都不時人頭湧湧。尤以正式開審的第一天,以及戴耀廷親作結案陳詞的 12 月 12 日為甚。庭內只有約 40 個座位撥歸公眾旁聽之用,人最多的日子,通常早上 8 時 15 分,即離開庭前一個多小時,公眾席的籌號就已經派完。

公眾席上的面孔之中,有知名劇作家,有佔領中環核心義工,有專研公民抗命的教授。他們,到底為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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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法庭記者」、「家屬帶位員」於一身

某天中午,法庭突然宣布提早休庭,空出了一整個下午。於是記者約每天都在公眾席上旁聽的王惠芬訪問。到了庭外,她說想先去深水埗看中醫。

兩小時後,我們在一間快餐店裡傾談。出名開朗但近年患抑鬱的王惠芬笑著說,近月她看的醫生個個勸她別為政治太上心。中醫師更高明,每次一把脈,聽見脈象跳得躁狂,馬上就問:「你剛剛去完法庭?」王惠芬像被發現做錯事的小孩,大驚:咁你都知?

「佔中九子案」由預審到審結,王惠芬接近從未缺席。每次休庭「小息」,她都忙碌非常 — 時而跟被告和家屬聊天,庭內會傳來其招牌響亮笑聲;有時她在庭外充當帶位員,替前來旁聽的朋友分發座位;還有時她留在座位,像記者一般專注用電話打字,原來正就聆訊在個人 facebook 戶口上做即時報道。

據說有些傳媒老總看到王惠芬 fb 的「即時報道」,會追問在場的下屬:呢個 point 人哋已寫咗,點解我哋仲未有?王惠芬當然不是想跟記者競爭,她只想將自己聽見的都記錄,讓未能到場的朋友、被告家屬,即時得知法庭情況。「都係一種表達支持的方法。」

為何每天旁聽?只因她對佔中及三子,都有一份深厚感情。

王惠芬

王惠芬

王惠芬:呢個咩世界?

王惠芬原是社工,2001 年創辦融樂會,多年來為少數族裔爭取權益。及至 2013 年,戴耀廷撰文闡述佔領中環理念,她有點興趣,遂出席第一次商討日,在佔中意向書剔上「願意被捕」。同年年底,她離開融樂會,有空成為佔中義工,更積極地參與運動的籌備及教育工作。有段日子,她差不多每早跟戴耀廷走勻十八區,派發佔中宗旨單張。2014 年中,什麼「抗爭演習」、「毅行爭普選」、「民主登高」,佔中每個前奏環節,她也不缺席。

王惠芬卻認為自己做得還不夠多。「我用了差不多廿年做種族平等,雖然所有民主運動遊行都有去,但是否很投入做很多事?不是。我有參與,但大部分精力去了做人權。」當時她對戴耀廷的佔中大計也非全盤接受,「係好膠下呀」,但亦視為有可能爭取民主的途徑。

一如法庭審訊連日所呈現,三子最初預想的「佔中」最終沒發生。928 當日,王惠芬帶定消化餅到場呆坐,等不了警察拘捕,卻中了三次催淚彈,之後連忙與群眾一起組織物資站。此後日子,大部分時間她待在命運自主台旁的和平佔中秘書處帳篷,為三子打點,過程中見證三子承受來自學生、義工的龐大壓力,她欣賞。身為基督徒,她甚至認為,「在戴耀廷和朱牧身上,我看見耶穌。」

正因如此,如今在庭上目撃一眾被告、兩場運動被審判,她難免傷感。「最難受一幕是 KM(陳健民)被盤問時,我真係好感慨,一個咁好的教授,證人台上佢講的全是高尚的理念,無一點出於自私,卻成為了一個被盤問的被告。呢個係咩社會,咩世界?如果我們的社會文明一點、公正一點,或者有真正的法治精神,呢班人其實無罪。」

「不過如果真係有法治,佢哋就唔會被人告啦!」她不忘補充。

王惠芬,2014 年。(圖:Fermi Wong facebook)

王惠芬,2014 年。(圖:Fermi Wong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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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梅岩:這是一台荒誕劇

我們在進行一場什麼樣的審訊啊?為什麼貪婪的富商暴力的政府出賣人民的官員只愛權力的國家逍遙法外,而這些教授、牧師、學生卻要面對審訴?而他們每個人在庭上都那麼謙虛、禮貌、誠實、正氣,他們身體力行的愛與和平,大概是整個審訊,甚至整個社會裡面,唯一美麗的地方。

— 莊梅岩寫於 facebook,05/12/2018

寫下這段文字的人,是香港著名劇作家莊梅岩。

莊梅岩也是佔中案公眾席的常客。跟現場三五成群的公眾不同,她時常獨來獨往,跟一眾被告也不算相熟。休庭時她會站在偌大的玻璃窗前看風景,又或獨自在座位上發呆。中午休庭後,她通常會一個人離開,跳上的士,與林海峰、潘燦良等演員會合,排練舞台劇《短暫的婚姻》。

2016 年莊梅岩與周博賢等組成「文化同行」,參與特首選委會選舉,反對梁振英連任,但除此以外,她從不算是最前線的社運參與者。那為何幾乎每天都大清早就到庭?她的原因很簡單:「我都想了解多啲。」當然,現場有無數記者記錄報道,但從置身現場觀察,終究不同 — 至少被告欄內那些耳熟能詳的公眾人物,會突然變得有血有肉。

「呢啲全部都係讀過書、好有修養的,出發點好好的人。我覺得在報章、文字上見到,跟你在這種 atmosphere 咁接觸呢啲人,你就會知道,呢件事係幾咁荒誕!」

但正因為被告欄內的都是她眼中的善人,莊梅岩在公眾席上聽審,經常要按捺翻滾的心情。「我一路好傷心是,那些貪了五千萬的完全不用負責任,那些沉降的 … 點解我們社會好多大奸大惡的,都不用負責任?」她最難忘陳健民作供時,控方連珠炮發地盤問,「他們希望做些公義的事。但在檢控官的口中,卻變成一件大奸大惡,好似要置他們於死地 …」

「呢樣嘢令我好傷心,呢樣嘢真係令我好傷心。」她非常肉緊。

莊梅岩

莊梅岩

如果去過旁聽,也許會發現,其實法庭陳設有點像劇場,而審訊就像一台戲。

在莊梅岩這個劇作家眼中,佔中案正好是一個荒誕劇場,上演著一齣完全脫離現實的劇本。「如果你合理,我會覺得寫實,無論佢痛苦,或者搞笑,我都會覺得合理。但我覺得好荒誕,係唔應該出現的,呢個情況係唔應該出現的。」

雖然審訊如荒誕劇,但諷刺的是,公眾席上的眾人只能旁觀「演出」,無法阻止其發生。亦因此,莊梅岩某天寫完對審訊的感想後,收到別人留言批評:你們這些旁觀者,在隔離講咩啫?

對於「旁觀者」這三個字,莊梅岩思考了許久。

「我是不負責任的參與者」

「當然在法庭上,我坐在旁聽席,我當然是旁觀者。但整件事上,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他們所追求的理念,都是我所認同的。其實我是參與者,只不過也是不負責任的參與者。」

傘運期間,莊梅岩間中到金鐘及旺角佔領區閒逛,有時又透過「藝界起動」發聲。「我好希望我可以參與多啲,但無呢個時間和精力。」聽得出,她心裡有一份愧疚。「作為一個參與者,其實你有份參與件事,關心件事之後去成點。不過我亦都明白,香港人真係好忙,同埋事隔咗咁多年,其實我們都各自回歸自己的崗位 … 」

「但你諗返當時,好多去參與佔中的人,在夏愨道過夜的人,大家都認同那個理念嘛,而家只不過係佢哋(案中被告)替我們承擔咗法律責任。」

這份「不負責任」的愧疚,也許才是驅使莊梅岩到庭旁聽的最大動力。

莊梅岩以往創作的劇本,不少都以社會議題相關,例如《野豬》以新聞自由為題,《教授》則觸及大學教育與社會的關係。如今她也期望,有天可把佔中這件事,以及她在法庭內抓住的情緒、感覺,化成創作,寫進劇本。「因為我真係覺得重要,起碼對我自己人生重要先啦,創作就是要寫一些我 care 的東西,而這就是我真的 care 的。」

「我要善用我的能力,去用這個方法述說,嘗試令觀眾 get 到更多。我不敢講這是天職,但是作為創作人,這是我們其中一樣要有的 mission。」

莊梅岩(右三)與舞台劇《短暫的婚姻》演員

莊梅岩(右三)與舞台劇《短暫的婚姻》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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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仔」roommate 也是公民抗命理論學者

多年來我在課堂探討公民抗命的政法理論,但這兩天在莊嚴的法庭上,聽着摰友押上他的自由,一字一句地論述公民抗命的精神和方法,很是震撼!無論是那一套牽動情緒的雨傘記錄片,或是陳健民冷靜而清晰的自辯,都証明了佔中三子是何等重視非暴力原則及公民抗命作為爭取真普選的最後一步。沒有他們長期的播種和堅持,雨傘運動在警方87枚催淚彈的强攻下,受傷而憤怒的市民或早以暴力回應。我確信,三子策劃佔中,以至後來参與兩傘運動,是出於愛,基於和平。

— 陳祖為寫於 facebook,30/11/2018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12 月 12 日早上,戴耀廷在被告欄親自讀出結案陳詞,公眾擠滿法庭內外。在席旁聽的有多位學者,如蔡玉萍、何式凝、陳清橋、陳家洛、周保松,還有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

陳祖為是旁聽「佔中案」的常客之一。開審第一天,九名被告在法院大樓外呼喊口號,他就站在他們身後,默默支持。陳健民坐上證人台作供的那幾天,陳祖為也在。中午休庭時,他會跟一眾被告聚集在法院地下的小食店,一邊站著吃飯盒,一邊與好友聊天。

陳祖為與陳健民相識於中文大學,一個讀政治,一個讀社會學。大學四年級那年,兩人和其他同學在鄰近中大的赤泥坪村租了個單位住,自此結成好友,至今三十多年。跟記者談起陳健民,陳祖為用的稱呼,不是「KM」,而是「民仔」。

陳健民、陳祖為的大學歲月,正值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最熱烈的時候。兩人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同學,經常在宿舍深入討論,辯個不休。然而在濃厚的社會意識以外,這對好友的志趣又有些不同。陳健民搞學生會,參與社運,「佢覺得理論如果不在實際社會環境裡產生影響力呢,就不太有興趣。」陳祖為則喜歡思考,鍾情鑽研理論,對社會運動也較 skeptical,「人哋講香港社會不公義,我就會諗:乜嘢係公義?不如搞清楚公義係咩先?」陳祖為笑說。「搞完之後仲會參與咩!」

陳祖為眼中,今天的陳健民還是那個「民仔」。「他的學術是要改進社會,由頭到尾都係,無變過。」2013 年中,陳健民被戴耀廷點名「落水」參與佔中,陳祖為不感意外,還問老友自己有什麼可幫忙。「佢雖然好 tough,但我諗佢都需要人支持,精神上、行動上,愈多人支持佢,愈有力量。」陳健民邀請他參與其中,陳祖為答應。「如果佔中是三個我唔識的人搞,或者就算識都好,無陳健民咁熟的,我都未必參與。」

陳祖為

陳祖為

參與佔中,除了因為陳健民,也因為它是一場公民抗命。陳祖為是政治學者,也是研究公民抗命的專家。2014 年 9 月 23 日,大學生罷課第二天,陳祖為在立法會示威區教授「公民講堂」,題目正是「公民抗命的對與錯」;幾日後,他在《明報》撰文,談的也是「應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

「佔中」作為爭取民主的公民抗命行動,不是損害法治,它是依公義本着良心和政治道德違法,用以爭取更基本的民主權利。對於參與「佔中」的公民抗命者,政府和警方必須明白他們不是罪犯,他們是願意犧牲自己個人利益,用被捕來爭取公義的公民。

— 陳祖為〈應該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29/09/2014

陳祖為如何反思公民抗命

可是陳祖為構想中的公民抗命運動終於沒有完全發生。928 凌晨,他聽從戴耀廷啟動佔中的呼籲,到政總前聚集,卻等不到前來清場的警察。同日下午,警方施放 87 枚催淚彈,群眾佔領馬路,「佔領中環」變成了「雨傘運動」。到了十月中,學聯與政府公開辯論結束,雙方再沒重返談判桌,陳祖為認定,運動走向逐漸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

「真正的公民抗命,textbook 所講的,無發生在香港。亦好難發生。因為一場公開運動,總有機會被人 hijack,會有各種訴求走入來,好容易變質。」

這也是佔中案審訊的爭議也在。究竟雨傘運動是否一場公民抗命?如果不是,轉折點在哪?由 2013 年發起佔中一直遵從公民抗命理念的三子,對 928 後發生的事,究竟需要負上多少責任?作為研究政治學者,陳祖為還在公眾席上思考,公民抗命理論在現實中操作的困難:「你搞場大的公民抗命,好容易被人操控,點樣可以做到符合你的公民抗命理念的運動,又有影響力?結果好可能公民抗命的運動要比較小規模、小圈子咁去抗命。這樣才不會變質,但影響力又不夠,這是一個 dilemma。」

又例如,思想家羅爾斯(John Rawls)曾提到,公民抗命要在接近公平公義的社會(nearly just society)才適用,陳祖為又想,香港究竟有多公平公義?「如果不是 nearly just,是否不需要用公民抗命,而係可以用比較 aggressive 的抗爭手法?」他回復一貫學者口吻。「這些都要在理論上探討。」

傘運爆發前,陳祖為的文章曾呼籲法庭「判罰」而非「懲處」公民抗命者:

公民抗命既然具有正當性,法院就不應該以「懲處」來否定或譴責這行為;但另一方面,基於社會穩定、防止公民抗命被濫用,以及公民抗命為其他人帶來的社會成本等原因,法院可以以較輕的「判罰」使到公民抗命者付出一些代價,例如,社會服務令、小額罰款或極短期監禁等。

— 陳祖為〈應該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29/09/2014

但「佔中案」似乎走向另一方向 — 辯方致力從公民抗命的角度去解釋被告行為,但控方則完全絕口不提「公民抗命」,控罪、陳詞完全不承認這個概念,陳祖為表示可惜,又將雙方形容為一埸「强弱懸殊、一面倒」、「大學生對小學生」的辯論,對結果拭目以待。

「在西方國家,公民抗命都被法庭視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無論在定罪、刑罰、控罪,睇下今次香港的法官會否參考啦。」

陳健民(中)與陳祖為(右)在法院門外合照(圖:陳祖為 facebook)

陳健民(中)與陳祖為(右)在法院門外合照(圖:陳祖為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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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也要到庭旁聽

王惠芬說,在法庭聽審其中一種最大的感覺,是法律的不公。

為少數族裔權益奔走多年,身為外展社工,王惠芬不知上過多少次法庭。例如 2009 年尼泊爾裔男子林寶被警員開槍擊斃,死因庭裁定合法被殺,當時協助遺孀的她已深感,法庭不是爭取公義的地方,「all about procedure」。今次旁聽佔中案,她更深切思考法律與公義之間的關係,「近十年,(法庭判案)不單睇 procedure,還有政治的參考,是不會攞到公義的,好 sad。」因此一早打定輸數,她預計九子會被定罪,分別在於判罪多少。

記者問她,擺在眼前既注定是一場悲劇,親眼見證豈不更加痛苦?

傘運被清場前,王惠芬跟佔中三子等人一同到警署自首。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落幕後,佔領者回歸平常,重新適應生活,她也如是。但正如許多走到最前線的社運人一樣,她逐漸發現自己情緒有點不妥,最初以為純粹是無所事事的失落,經醫生診斷後,才知道患上抑鬱。

「我的抑鬱是因為佔領運動。我好實際的,不是那些講理念、意識形態的人,所以覺得佔中是全香港人曬冷,但絲毫不能撼動,真係好失望。三子或學者好快可以執返美麗的東西,什麼『一代人的醒覺』,我不是這種人,無就係無,而且更差。跟住開始抑鬱,所以我是社會創傷下抑鬱,不是個人(因素)。」

一年後王惠芬還患上乳癌。癌症加上情緒病,經過漫長治療,病情漸告好轉。儘管如此,她至今仍要食藥、複診,也有感身體狀況大不如前,體力只及以往三分一,近日甚至在想,好不好在 50 歲時搞個「生前喪禮」派對,叫齊朋友聚首一堂。

王惠芬在深水埗

王惠芬在深水埗

身體差了,但對到庭旁聽,王惠芬卻無半點猶豫。

「我又無被人告,唯一可以做咩呢?就係出現支持下咋!其實乜都做唔到。只希望每日的 presence,對被告都是一種支持。」

「所有醫生、中醫都叫我,熄電話啦,換電話號碼啦,唔好上 facebook,唔好來法庭啦,去外地住返三個月,唔好上網。」她沒有理會。「我知道應該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我也未必好長命。但呢個審訊的經歷,我無諗過缺席喎!」

王惠芬說,就算到法庭旁聽、見證一眾好友被定罪,會影響個人情緒,甚至加劇抑鬱,她仍願付這代價。「我要記住個 moment,見證呢個歷史,相信就算九子即時還柙,他們望過來的眼神仍然係堅定,我會記住個眼神。所以我一定會嚟 … 」說著說著,忍不住哽咽:「好想告訴九個親愛的朋友,不少人感激他們。我們其實一齊行過,只係他們比我們承受更多。」

也有些朋友知悉她每日前來聽審,贈以冷言冷語:「佢哋笑被告多餘啦,為社會做事卻落得這個下場 … 班被告已經可笑,我仲日日去聽,就更可笑。」

她很難受。「法庭、政府傳達了一個很壞的訊息,為社會做嘢係好戇居,唔應該的,因為會落得咁的下場。這是最壞的結果,如果傳到下一代,社會每個人都自私自利,會變成點呢?」

王惠芬向來和善,像大笑姑婆,這次面對朋友質疑,也不禁義正詞嚴地還撃:「係好戇居呀,但你有無諗過,明明完全無著數,他們點解咁戇居?一個社會的進步、你享受緊的香港核心價值,就是由這些戇居的人去捍衛囉!」

「我但願香港人不單看判決(結果)囉,判決算得咩呢?」她微笑,呼籲所有旁觀者,「要睇整件事的性質,被告的動機、自辯、律師的說法,這些東西都要長期存檔,永遠都是歷史一部分。」

法庭公眾席上的他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

 

文/亞裹

攝/黃奕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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