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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並無大赦權

2017/4/27 — 9:55

宋小莊(資料圖片,Youtube截圖)

宋小莊(資料圖片,Youtube截圖)

上個禮拜,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議特赦所有雨傘運動參與者,正在上訴的七警,以及正被起訴的朱經緯,隨即同時惹來建制派和泛民中人抨擊,胡志偉亦因此在晚上向公眾致歉,並收回公眾言論。

有趣的是,當事人收回言論之後,部份媒體卻出現一些聲音,贊成特首有權行使特赦權,乃至有權大赦。例如:《香港 01》的實體周報,便以頭版標題高呼「特赦佔中並非不可行」;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博士亦在《明報》撰文,聲稱「行政長官可以通過特赦免除罪責,而不僅僅是刑罰,不論有關罪犯是否已被起訴或定罪」。

大赦與特赦之別

問題回來了,究竟特首是否擁有特赦權呢?特首又有沒有大赦權呢?在談論這個問題,大家應先要了解「特赦 (pardon) 」和「大赦 (amnesty) 」的分別。所謂「特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方的政府首長,免去或縮短已被定罪的罪犯之刑期,又或者是免去或減低被定罪的罪犯之罰款。至於「大赦」,則是除了容許一個國家或地方的政府首長,在赦免已一個或多個被定罪的罪犯之刑期或罰款的同時,有權勒令檢控機關撤回起訴一個或多個正被起訴或尚未起訴的疑犯,如同「忘記」該人或該批人曾干犯或涉嫌干犯某種刑事罪行。

若要了解「特赦」和「大赦」之別,鄙人的歷史學同好郭文德也曾撰文,談到了相關的問題,看倌不妨撥冗閱讀。該文還講解了前港督麥理浩在 1977 年警廉衝突之時,所頒佈的究竟是「特赦」還是「大赦」。當然,該文尾段談到「香港特區會否重現『大赦』」,部份論點則比較費解。愚見認為,《基本法》第 48 (12) 條只賦予特首特赦權,並無賦予特首大赦權,香港亦不能透過本地立法,賦予特首大赦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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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只規定特首可赦免刑事罪犯

首先,不論《基本法》第 48 (12) 條,還是隨著回歸而作出法律適應化修訂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118 條,其中文原文皆為:「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從語理結構觀看,條文中的「刑事罪犯的」是定語,已明確指出「赦免」的受眾,只有已被定罪的「刑事罪犯」,並不包含「疑犯」,或者尚未正式起訴的任何人。此外,條文中只有「刑罰」這個賓語,並不包括「罪責」,所以宋小莊認為特首可以通過特赦免除罪責,並無法理依據。

至於《基本法》第 48 (12) 條的英文本,「赦免」是譯成 pardon ,雖說《全國人大常委關於〈基本法〉英文本的決定》曾規定:「英文本中的用語的含義如果有與中文本有出入的,以中文本為準」,但是綜合第 48 (12) 條中文本的上文下理來看,譯成 pardon 似乎不存在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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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赦免」在大陸並無明確的法律定義和解釋,這個問題可能最終要交由人大釋法,才能獲得確實解決。可是有兩點需要注意,即使《基本法》第 48 (12) 條的「赦免」可包含大赦之意,綜合整段條文的上文下理,這裡的「赦免」也不可能是容許特首要求律政司主動撤回正被起訴的疑犯,或者干涉律政司是否考慮起訴某人或某一批人。

另一方面,在北京政府成立初期訂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7 (7) 條中(注:現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取代),條文那句「頒布國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證明了北京一早便清楚「特赦」和「大赦」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如果北京真如宋小莊所言,特首既有權特赦又有權大赦,才是《基本法》第 48 (12) 條的立法原意,為何當初在制訂之時,不直接把「特赦」和「大赦」兩個法律用語,同時都寫進條文裡?

《基本法》第 63 條賦予律政司獨立的刑事檢控權

更重要的是,假如特首既有權特赦又有權大赦,即是意味着特首有權勒令律政司撤訴或不起訴某人或某批人,這便有可能抵觸《基本法》第 63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條文所說的「不受任何干涉」,自然包括特首在內。除非《基本法》容許自相矛盾,否則第 63 條證明了當初的第 48 (12) 條立法原意,只賦予特首的特免已被定罪的刑事犯刑罰,而非如宋小莊所言,特首有權要求律政司主動撤回正被起訴的疑犯,或者干涉律政司是否考慮起訴某人或某一批人。

簡而言之,《基本法》第 48 (12) 條並無授予特首大赦權,只賦予特首特赦權。另一方面,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特首的權力由全國人大所制訂《基本法》授予,特首沒有《基本法》規定以外的剩餘權力,香港自然不能透過本地立法,自行賦予特首大赦的權力。

如鄙人在另一篇文章所述,根據《基本法》第 63 條,只有律政司才有權決定是否撤回起訴某人或某批人,或者考慮不起訴某人或某批人,特首無權干涉。此外,不論律政司是否決定撤訴,其決定不應受政治因素或考慮所左右,否則便有可能違反《檢控守則》第 1.2d 條和第 1.2e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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