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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運動的前世今生

2016/8/22 — 12:36

被戲稱為「唔得掂」的教育局局長,日前發表聲明,警告中學老師不得在校園內提倡「港獨」,否則會被取消資格。隨後更說,「港獨」言論不得進入中、小學校園。這位「唔得掂」局長,更專誠上京,聯絡「教育部」的官員,返港後說,「港獨」言論不得進人校園的措施,得到「教育部」的支持。這位「唔得掂」局長的確不是浪得虛名。香港的教育政策屬香港內部事務,何須中國大陸「教育部」的支持?社交媒體上,已有評論把「唔得掂」局長的做法比作引清兵入關。當然早已有評論指出,禁止「港獨」言論進入校園是禁制言論自由。其實「獨立運動」是近代歷史的洪流,中國號稱有幾千年歷史文化,但在悠長的歷史裡,中國土地上出現的不過是封建皇朝的興起和末落,中國歷史裡從未出現獨立運動,有的只是打壓境內不同民族的獨立運動。

「獨立運動」不但是近代歷史的洪流,更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石,今日諸如「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等國際社會公認的大原則,其起源與近代史上第一樁「獨立運動」息息相關。根據Peter Limm的The Dutch Revolt:1559-1648 (Routledge, 1989),荷蘭脫離西班牙的獨立運動是歷史上首樁布爾喬亞發動的獨立運動。自中世紀以來,荷蘭連同今日的比利時和盧森堡等統稱為Low Countries的地方均為布根地公爵的領地或封地(fiefdom)。後者的根據地則位於法國東部,被稱為Charles the Bold的布根地公爵自1465年繼承父親的爵位後便雄心勃勃,積極擴充領土;但卻於1477年的Battle of Nancy戰死沙場。Charles the Bold雖然娶妻三次,但只有第一任妻子,為他誕下一名女兒,Mary of Burgundy。他戰死沙場,女兒便是唯一的繼承人。由於布根地位處法國東部,又擁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這片繁榮、富庶的土地,法國王帝一直虎視眈眈,並威逼Mary of Burgundy這位唯一繼承人下嫁。後者當然深明法國王帝的意圖,她選擇下嫁身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Holy Roman Emperor)的奧地利赫斯堡皇朝的Maximilian I。二人的婚禮剛巧在Charles the Bold戰死沙場之前的一日舉行,但最重要的是,這段政治婚姻間接把布根地的領土併入赫斯堡皇朝裡。Maximilian I從政治婚姻中獲益,但他為子女們安排的婚姻更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他安排被稱為Philip the Handsome的兒子,迎娶西班牙公主Joanna,後者在王位繼承人中排行第五,但事有湊巧,之前的四位王位繼承人全都英年早逝。二人的長子Charles V從外祖母繼承了布根地的領土和領地,又繼承了母親的西班牙王位,他亦繼承了祖父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榮銜;他明智地放棄赫斯堡皇朝原有的領土,交由弟弟處理。Charles V生於今日比利時的Ghent,他說流利的荷蘭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後來亦學說德語。由於他是Mary of Burgundy的孫兒,又出生於Ghent,荷蘭人把他當作是一己所出;反而西班牙人起初對他有點抗拒。他的兒子Phillip II則相反,這位生長於西班牙的儲君曾短暫居於荷蘭,但卻覺得格格不入,不多久便返回西班牙。同樣荷蘭人對這位只能說西班牙語的王帝無甚好感。因此當Phillip II因為國庫空虛決定向富庶的荷蘭徵收新稅項時,荷蘭人公然反叛,決定脫離西班牙獨立。表面上,西班牙屬土橫跨大西洋,要平定荷蘭人的叛變應無甚困難。但荷蘭人憑著出色的造船技術,製造了載貨量高,又不難駕馭的貨船,能深入波羅的海,把歐洲內陸地方的穀物和魚獲運到西歐市場。荷蘭人很快發現獨立戰爭爆發後,糧食價格暴漲,他們獲利甚豐,因而更加要跟西班牙周旋到底。

由於荷蘭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加上西班牙從陸路出兵平亂往往受到法國的干擾,從水路則未必敵得過荷蘭的船艦,荷蘭因而早於1568年,獨立戰爭爆發不久已是實然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但法理上的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則要等到參與30年戰爭的歐洲各國,於1648年簽訂Peace of Westphalia後才成事。30年戰爭對當時的歐洲而言,是戰事規模最大的戰爭,除了英國、俄羅斯和波蘭,當時的歐洲國家,無論是獨立王國(kingdom)、公爵國(Duchy)或主教國(Bishopric)全都參與談判和約,總數多達194之多,單是討論座位安排便花了不少日子。由於30年戰爭源於身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匈牙利王帝和波希米亞王帝的赫斯堡皇朝成員Ferdinand II決心整肅境內的新教勢力,引起神聖羅馬帝國裡信奉新教的成員的戒心,後者組成新教聯盟(Protestant League)支援被Ferdinand II打壓的新教力量。戰爭原本限於新教聯盟和Ferdinand II,當前者處於下風時,丹麥和瑞典這兩個同是信奉新教的鄰國亦先後介入。後來連沒有信奉新教的法國亦介入戰爭時,這場由宗教衝突引發的戰爭便變成法國和奧地利赫斯堡皇朝爭奪歐洲霸主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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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簽訂的和約對法國十分有利,法國除了得到Alsace-Lorraine這片後來成為德國和法國互相爭奪的土地外,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主權(sovereignty)的原則。這項原則後來被政治學家名為Westphalian Sovereignty,在和談中確立這項原則,用意是針對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榮銜的赫斯堡皇朝,確立這項原則後,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榮銜的赫斯堡皇朝便失去法理依據干預神聖羅馬帝國的個別成員國。政治學家稱這項原則為Westphalian Sovereignty,因為當中的主權概念是為了防止大魚食細魚的慣常行為。這項原則對法國有利,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國遍佈今日德國境內,這項原則確保法國毋須面對一個統一的德國這樣的強鄰。荷蘭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簽訂Peace of Westphalia後荷蘭便從實然獨立成為法理上獨立。 香港學生一向對歷史科無甚興趣,雖然因而推斷今日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對近代史上首樁獨立運動的前因後果無甚認識,未免武斷。但從他們的言論,以至被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高調批評的〈香港民族論〉,都可合理推斷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對近代史上首樁獨立運動無甚認識。但這樁歷史案例卻對香港的處境甚有啟發,單是主權的概念便值得嚮往獨立的年青多加思考。另一方面,跟香港比較,荷蘭的經濟實力不但強大得多,而且處於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今日嚮往香港獨立的大至上限於年青人,在商界中絕不可能會得到任何支持。荷蘭則相反,商賈階層帶頭反抗,爭取獨立。不過,荷蘭雖然早已在1568年已實然獨立,但法理上的獨立卻發生於80年後,而且是因為歐洲剛經歷當其時最慘烈的戰爭。事實上,近代史上的獨立運動,除了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運動,其餘兩次重大的獨立運動都是經歷了空前慘烈的戰爭(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能成事。今日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以至聲稱支持年青人爭取獨立的政壇老手,從來不曾提及這樣令人生畏的歷史背境。唯一提及的是所謂「支爆」,即中共因中國大陸種種問題和矛盾倒台。這種預言式的論調一點也不新鮮,但即使預言成真,以今日香港,財伐壟斷各行各業的局面,中共一旦倒台或許立刻掃除獨立的最大障礙,但獨立後的香港,財伐們會自動放棄他們享有的各種特權嗎?雖然布爾喬亞在馬克思的用語中是貶詞,但連馬克思也承認布爾喬亞曾經是社會上進步的階層。相反,香港的商賈階層只懂依附權貴,從來不是甚麼進步力量。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到目前為止,似乎認為只要香港獨立,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這種想法未免一廂情願。

不少人認為「香港獨立」是偽命題,對比荷蘭脫離西班牙獨立的例子,香港確是無甚獨立的本錢。但假如將「香港獨立」作為一種政治想像,情形便大為不一樣。在中國悠久的歷史裡,大一統一直被奉為至高無上的政治理想,張藝謀的爛片《英雄》已足以說明這一點。但台灣的民主發展,以至香港的法治、程序公義和現正處於危機四伏的廉潔、人權等,都是在脫離中國大陸歷史軋跡的情況下實現的。另一方面,中國之大,比起不計俄羅斯在內的歐洲還要大,黃仁宇因而在其China: A Macro History裡不斷提出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問題。國學大師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裡指出,中國歷代的政治發展,傾向高度中央集權。將兩位歷史學者的觀念點併在一起,結論十分明顯,在大一統的格局下,高度中央集權成了解決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唯一方法。將「香港獨立」作為一種政治想像,或許能打破這種固有的惡性循環,但這種政治想像卻脫離不了被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口誅筆伐的「大中華膠」思維。不過經濟實力強如16世紀的荷蘭也要在實然獨立之後的80年,歐洲的局勢出現重大改變才能實現法理上的獨立。嚮往香港獨立的年青人不能一味著眼中港區隔,反而須要擴闊視野,何況香港獨立長路漫漫,對年青人而言,擴闊視野,百利而無一害!何樂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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