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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餅充饑不如從長計議建立制度保障

2019/6/26 — 16:00

澳洲眾議院會議廳(資料圖片,來源:Aditya Joshi @Unsplash)

澳洲眾議院會議廳(資料圖片,來源:Aditya Joshi @Unsplash)

歐美世界之中,英國、美國、加拿大、歐盟等地均嚴詞質疑特區當局修訂法例行事倉促,更打破香港與大陸分隔的法律防火牆,容許北京把指定疑犯送返大陸受審,唯獨澳洲政府則低調回應,表示正密切關注修訂建議,一派外交詞令,被當地香港僑領批評其措辭軟弱,淡而無味。

澳洲政府確有難言之隱,他們過去十二年來,受困於同一問題 — 應否引渡逃犯到中國。早於 2007 年 9 月,澳洲跟中國簽訂引渡逃犯條約,全國人大隨即於翌年 4 月批准,奈何澳洲一方,朝野爭議不休,政府飽受批評,至今仍未得到議會支持,條約生效無期。澳洲政府本身支持澳中引渡條約,卻無法釋除反對者的疑慮,因此面對今次修例事件,只好曖昧言詞,勸諭特區政府遵守應有程序並諮詢公眾,萬勿影響大家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人權保障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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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香港一樣,澳洲朝野爭議的焦點都集中在被引渡者的人權保障,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確保可以貫徹《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要求,防止請求引渡的國家以酷刑對待疑犯,如嚴刑拷問、體罰及環境差劣的拘留狀況。其次是刑罰如屬過度,例如死刑、有辱人格的處罰等,可拒絕引渡要求,除非引渡國承諾不會執行那些刑罰。

其三是被引渡者須得到公平審訊。正如《聯合國有關引渡的條約範本》所規定,引渡國的最低限度保證是刑事審訊程序得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包括由獨立而公正的法院主持公平而公開的審訊、無罪假定、有足夠時間及設施給被告準備答辯、沒有不當地延遲的審訊、不容強迫招認控罪、有權對判罪及刑期提出上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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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法律界的強烈反對亦離不開這三方面。該界別的代表組織澳洲律師議會強調,中澳兩國並非不可以訂定引渡條約,但必須緊守法治原則,並符合國際人權規範。遺憾的是,中國人權狀況、法治表現以至刑事審訊的程序公義均是千瘡百孔,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權保障劣迹斑斑,他們亦留意到官方近年對律師的干預和打壓,例如禁止律師見疑犯、拘留及審問律師、取銷律師執照等,都有礙公平審訊。因此,該議會斷定,把疑犯送返大陸受審,不啻是剝奪他們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除非政府可以做到兩件事:一是建立監察機制,確保被引渡者沒有處死或酷刑伺候,二是要求中國批准實施《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引渡條約才正式生效。

澳洲法務部則強烈反駁,認為條約有助打擊本地及國際罪行,避免澳洲成為逃犯天堂,更有一系列人權保障措施,包括被引渡者若會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或因政治控罪而被引渡,或因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而被檢控,澳洲政府可拒絕引渡要求。若涉及罪行的刑罸是死刑,須中國承諾不處決逃犯才放行。

澳洲國際特赦組織批評這些人權保障並無實效,因為中國處決犯人多秘密進行,每年數以千計,外人無從得知,澳洲又如何監察中國履行承諾。不錯,中方可作外交保證,但資訊不開放,也難保協議切實執行。不過,法務部堅稱人權保障足夠,因為有三度板斧可用。一是引渡條約及引渡法例都規定,如被引渡者不會得到公平審判,法務部長可運用酌情權拒絕引渡請求。二是澳洲政府可要求中國當局作出公平審訊、不施行死刑等等的承諾,並對兌現承諾滿有信心,因為兩國協議罕有破壞,而三是不履行承諾是有後果的,既影響中澳兩地合作反罪行,也有損兩國關係。

經過兩輪公開聆訊,由參眾兩院組成的聯合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基於中國法律制度欠透明度,加上行使死刑及酷刑,條約之中可拒絕引渡的原因有欠充分,有需要掌握整個制度的實際情況,加強保障人權。因此,聯合委員會建議,政府決定是否引渡,須根據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考慮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法治及人權狀況。同時,除了協議寫明中國得保障有公平、公開審訊,更要加強監督,了解引渡後每個人的待遇、處境。

在野政黨堅持反對,因為政府仍未找到方法,履行其道義責任,保障被引渡者得到公平審訊和符合人權要求的對待,但執政自由黨試圖強闖,把條約交議會通過,卻剛巧碰上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在大陸被阻止離境,引起輿論關注大陸法治及人權狀況,也引發部分自由黨議員叛變,政府無奈叫停議案。今年初,大陸當局拘捕澳藉華人、知名博客楊恒均,指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而根據中國法律,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疑犯不得接觸其代表律師,更可被拘留於秘密地點六個月。雖然澳洲大使館人員可以每月探訪楊恒斌一次,但除了事後向楊的妻子報告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再沒有什麼可做。澳洲政府終於親身領教中國式法治,中澳引渡條約這回事,如今已石沉大海。

漂亮承諾怎樣才不淪為謊言

重溫中澳引渡條約胎死腹中的經歷,有三點特別值得留意。一是中國法治及人權狀況不濟,特別是具體表現在刑事司法制度的處處瑕疵,是無可爭議的朝野共識,信口雌黃誇耀中國法制,只會惹人訕笑。我過去三篇文章不外據實點出中國司法制度的核心漏洞和缺度缺陷,有興趣追深認識的話,可細看文後列出的兩本書,這裏不贅了。

二是親身經歷比千言萬語更有說服力。澳洲政府由處理胡士泰案(澳洲採擴公司高層以間諜罪被捕,監禁九年)開始,逐漸領略中國刑事司法系統的厲害,再到馮祟義、楊恒均的遭遇,足以表明最壞境況就在身邊發生,因此加強提防人權風險,以至拒絕引渡條約生效,只是順理成章。反觀香港,港人在大陸被捕,或公安在港強力執法,他們受到什麼(反)人權對待早見諸傳媒,奈何特區高官都沒看在眼裏,也因此無法感到市民的憂慮。

最後是即使贊同引渡條約,也得從長計議,確保受影響者得到足夠而有效的人權保障。表面看,澳洲自由黨的立場跟特區當局大同小異,即由負責官員把關並取得北京承諾保障人權和公平審訊,但實際上則大異小同,首先澳洲法務部長效忠澳洲人民,不是北京的下屬,而特首效忠北京,又怎能不聽命中央,同時澳洲的本錢在於兩國對等的外交及商貿關係,而中港雙方權力懸殊,特首由北京欽點,又豈敢欺君犯上,運用香港的實力去制衡北京,迫使它遵守承諾。

再者,面對批評保障不足,澳洲的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也得承認單憑承諾不足以保障人權,因此提議建立監察引渡犯的制度,獨立評估他們得到的待遇,不僅僅是定期探訪了解情況,更不能畫充饑,人權保障寫得漂漂亮亮,卻獨缺執行的制度和監察方法。當然,制度建立需時,成效有效驗證,穩妥的做法是先放下引渡建議,然後認真研究,集思廣益,而不是如特首林鄭月娥般虛偽矯情,一面大呼和平理性商討出路,一面以武力解決政治問題,力圖用槍砲夷平反對浪潮,結果只能抽刀斷水,激起巨大的反抗,更背負殘害無辜的罪責和污名。

 

延伸閱讀:
He Jiahong, Back From the Dead: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
Kwai Hang Ng and Xin He, 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原刊於 6 月 14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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