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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動員沒有邏輯 : 民粹嘉年華的反思

2015/6/2 — 17:35

民粹動員有全球化的跡象,歐洲的右翼民粹的興起,俄國排外運動,美國茶黨,這些運動,作為一種感情發洩的集體派對,有一定的威力。現代性之下,城市人的生活,最精彩的,都是被動接受屏幕的感官刺激。問題是,如果當整件感官刺激的事件,都可以呈現在人們面前,剩下的,就是他們嘉年華式刺激的誘惑。

救世主情結

然而,這些事件,都有一種宗教式的意式形態存在 : 一種黑與白,光明對抗黑暗的摩尼教二元式對抗,作這些運動為主調。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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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時代中,總有一些人,或是知識份子,或是把弄玩語藻精英,帶領民眾,使人民認同。再套用理性的大系統,為運動及行動的目的,加以論述,等不及群眾消化行動的脈絡,群眾就以情感(通常都是負面)的累積,作出有行動力的舉措,民眾就此依賴這種「救世主情結」,而在不完全接收資訊並消化的情況下,認同他們的信念及動員。

Daniel Bensaid 這樣說:「學習民主需要一段時候、時間和精力,和經濟改革的節奏並不相同。『較容易』的方法是把民眾的權力機關隸屬到一個開明的導師和黨之下,並由黨作出委任來代替民主選舉官員、民主控制和撤換官員的原則。這種過程,早在 1918 年便已開始。這個邏輯,以鎮壓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和用權力壓倒權利而達到頂點……早在斯大林登上權力之先,權力主義傾向已經開始發展,這我們不會否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十分真實的『主要敵人』,即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資本主義復闢的糾纏下,忽略和低估了『次要敵人』官僚層的危害性。到了最後,是這個『次要敵人』把他們推到一旁,最後更把他們消耗殆盡。」 Daniel Bensaid :《1917十月革命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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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的民粹 然而,不是每一個民粹動員都是因為恐懼,1930 年進入資訊爆炸的的年代,人愈依賴城市的生活方式,而非社區若干有限度的,可以互為支援的人際互動。固有社區的聚合性的減卻,城市化疏遠了大家之間的距離感、親切感。比如建制民粹動員,是如何產生的,就是因為地辦可以代理街坊固有的網絡,而他們可以懷緬甚至是重新獲得鄰里的親切感。這種親切感又聚在一個意識形態的宣傳機器下,就可以成為「沒有理念的被動員者」。

上二輩的他們,更想念 1960-70 年代早已失去的社會溫情。鄰舍關係,借鼓油米糖,樸實的氣質。建制派可以給予他們社區的「地位」,「面子」,「受尊重感」,「能力肯定」,識到傾到計的朋友,那久違的街坊同舟共濟關懷,社區小事務中的參與感,被包裝的「好人好事」,加上邀請影響力高,卻政治「中立」者,傳播「正能量」,「改過自新」的信息,及楷模者的形象,然而,造些宣傳,都是政見免疫,或是以政治中立的名義下呈現。另一個建制派可以提供的,是血脈,一種在建利機構內可以向上流動的「希望」,這正中了一些青少年他們對於向上流動的無望感。然而這種親密關係,這種向上的希望,是有敵人的,那就是反對他們,提供公民社會藍圖的人們。

充權與民粹之別

動員,就是指民眾在強烈無力感下,還有對於實際生活的不可掌控下,推動他們行動,試圖令他們有自控感的方式。然而,這是一種欺騙,因為,充權或是賦權,乃是指他們了解到他們爭取一年事的理據,證據,以公義為重心的批判思考,加上他們認識到他們自身的能力,不論是自己建立他們的論述,他們的組織生態,而他們可以自行運作,不假手於別人。

根據陳根錦及薛玉女 (1994)「充權/促能」(empowerment) 的定義,他們認為 :「在宏觀方面是透過群體互相支持,和提升其改善生活處境的行動意識,使乏能人士匯聚成一股政治力量,爭取應有的權益,從而達到解放之目標。微觀層面是增強個人的應變及其他能力、技巧和知識,從而獲得使其獲得有尊嚴、有效能、有自控的感覺」。

民粹的操作代替有結構的,批判的思考過程,多元意見的參與,消化及深化。當遊行是一種精英向我們發出的動員令,而行動乃作為對當下恐懼的反應,卻不是一百個獨立個體,經過他們獨立思考,討論,整理問題次第,及自主的表態,深思後作出行動,那麼集會沒有它的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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