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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眼中那些有待改善的年輕人

2017/8/17 — 14:26

資料圖片:2014年9月26晚,學民思潮帶領莘莘學子「重奪公民廣場」,部份學生不能進廣場外,唯有在外聲援。

資料圖片:2014年9月26晚,學民思潮帶領莘莘學子「重奪公民廣場」,部份學生不能進廣場外,唯有在外聲援。

一個人老去最怕的是什麽?一個人老去最怕的是被遺忘、最怕的是被取代,就如那些白人至上的示威者所喊出的那一句You will not replace us,怕的就是那種沒人關心、淹沒在時間洪流之中的感覺。如此害怕被遺忘的感覺、害怕成爲社會無名之輩的感覺在一個人掌握過權力之後會更加放大,特別是你曾經在現有制度下被一群「圍威喂」、自命社會精英的人捧為推進社會、當仁不讓的那一個時,那種恐懼如沒有自身修爲的疏導就只會與日俱增、不可自拔。就如Lord Varys 所説Give us common folk one taste of power, we are like the lion who tasted man. Nothing is ever so sweet again.

可悲的是不少Common folk就處在這城市的權力核心之中。他們看着那些高舉着城市核心價值的旗幟、高喊着熱血激情口號的年輕人們,他們感到懼怕,感到以往他們賴以產生意義的系統會被年輕人的行動而重設,讓他們的意義淹沒在時間前進的洪流之中,讓他們感到被遺忘。他們會盡力將這些年輕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將其塑造為「尚待改善的人」,不斷地透過各種渠道,如法律、媒體為何爲一個「理想年輕人」設限,讓任何超越這官方界限的行爲都會被看作「偏差行爲」(Deviant Act),從而有藉口施以監控、懲罰。

如此的管治思維由來已久,從殖民地政府開始至今仍無任何進步。對於年輕人的行爲、看法都是一個由上而下,深具老人精英式的管治思維,如此管治手法允許一小部分的精英因循着他們的政治目的去制定方法去規定何爲青少年犯罪以及應對手法,而年輕人的意見(甚至是公衆的意見)就如劉兆佳在他一篇1982年的文章所説「只會在不損害政府自身原則、所涉及的政策不會影響整個政治系統下才會被考慮」。一旦預測諮詢的結果將不利於統治現狀,這些意見將會被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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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這個社會都對一些被政府劃為離經叛道者(尤其是年輕人)的經歷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仿佛這些被法條「定罪」或與社會常態不同的人就不配享有與我們一樣自由權利。試想想我們身邊有多少長輩會以一種一代不如一代的眼光看着年輕人,認爲年輕人挑戰權力是沒得救的,是一個「受污染」的公民並需處以嚴苛的懲罰。不信?看下有多少人將這些示威者形容為「受他人指使而犯罪的小衆」並支持用强硬手法對付這些在某種意義上動搖着他們人生意義系統穩定性的一群人,如果不往死裏打,他們都會嫌不夠强硬。

因爲他們深深懼怕在新的制度下,他們會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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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你在研究香港兒童與青少年司法系統時,你就會發現香港政府乃至廣義的當權階層對於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都是以一種「我做什麽都是爲你好」的角度出發,并且對於一些他們覺得「屢教不改」的人,他們的態度從不是考慮如何將他們的觀點、背後宏觀生活背景所引發出來的問題納入社會政策討論之中,而僅是粗糙地認爲單單用嚴苛的紀律懲罰或者將它們標簽成未合標準的公民就能解決問題。

當當權者們只是一些喜歡權力春藥爲其帶來的那種娛歡快感的、一些不甘寂寞、害怕被遺忘、從不退位的common folk 時,年輕人對於他們就是一群一代不如一代,尚待他們教化、不許予以理解尊重的「暴徒」。也許正如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對當時中國留蘇學生所説:「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The night i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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