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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區議會 2】真議會是怎樣誕生的? 2004年灣仔實驗

2015/7/27 — 20:16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全體合照。(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全體合照。(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真假區議會】上集:假議會是怎樣煉成的? 

試想香港不是由 18 區,而是由 18 市組成,有大埔市、荃灣市和觀塘市等,人口由 15 萬(灣仔市)到 65萬(沙田市)不等。18 個區議會就是 18 個市議會,贏得市議會過半數議席,就能決定該市發展的方向(房屋、醫療、教育、文化、經濟、環境),以及控制一些資源(目前是每年約 6 億 8000 萬﹞。在這種設想下,參選人理所當然要跟政見相近的盟友建立選舉陣線,提出共同的「市政藍圖」,以爭取議會過半數的控制權。

— 朱凱迪《轉攻區議會在地方執政》, 《明報》,2015 年 5 月 25 日

今年五月底,朱凱迪撰寫文章,呼籲有心人運用「政治想像力」,將區議會當成有實權的市議會,繼而提出 18 區「市政藍圖」,藉此動員以往待立法會選舉才出來投票的民主運動支持者;並嘗試爭取區議會的控制權,此後四年在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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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出後,於坊間引來不少迴響。許多人驚訝,原來區議會在「蛇齋餅糭」和「成功爭取」以外,似乎還有別的可能 — 由民間走入區議會,參與一個類似 Sim City 的市政規劃遊戲,光是想像,已經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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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大家為此驚訝。區議會一直被視為「假議會」,徒具「地區諮詢組織」之名,卻無真正議會之實;區議員的工作,不是大時大節做大騷,跟「蛇齋餅糉」為伍;就是街頭懸掛長橫額,成功爭取綠燈延長。無論區議會,抑或區議員,香港大眾都很少寄予厚望。

綽號「甘甘」的金佩瑋對此並不同意,「今時今日的區議員,除了那種施恩式的社建之外,還可以有其他選擇……」她頓一頓,「只要你有腦的話。」

聽起來很大口氣,但確實沒有太多人比她(及其同僚)更有資格說出這一番話。

金佩瑋(甘甘)

金佩瑋(甘甘)

甘甘是 2004 至 2007 年灣仔民選區議員。受 2003 年七一效應帶動,那屆灣仔區議會泛民議員取得過半數議席,讓黃英琦得以登上區議會主席之位。此後四年,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與金佩瑋等人的執行下,於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等範疇上,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

例如在利東街重建一役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成為市建局及政府官員的攔路人。

又例如把本來用作舉辦蛇齋餅糉嘉年華的資源,用作出版區報、社區研究之上。

這也許教人失笑: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為自己的地區出版報紙,有什麼了不起?

或是最荒謬之處:回溯歷史,真正能夠貼近朱凱迪文中所提及「市政藍圖」的,幾乎只有這一屆的灣仔區議會。時至今日,我們跟不少年輕的區議員傾談的時候,他們仍以當屆灣仔區議會作為「真議會」的模範。

悲哀的是,這個眾人稱道的「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2007 年區選後,灣仔區議會打回原形,如其他議會一樣染紅,成為建制派予取予攜的資源庫。

「運氣可一不可再,(零三年能勝選)最主要是因為共產黨未發功……」甘甘的歎息,夾雜一絲怒氣。

「……而家共產黨,簡直是發瘟添啦!」

縱使如此,如今重溫當年的灣仔區議會故事,仍然有重大意義 — 它告訴我們,區議會不單是你我今天所認為那般無能;假使泛民打勝選舉、佔據多數、於地方執政……

淪陷多年的區議會,仍有可能由假變真。

*     *     *

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甘甘在台上領唱社運歌曲。(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甘甘在台上領唱社運歌曲。(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一、零三年出選,是另一個世界

有關灣仔區議會的故事,得由 2003 年說起。

眾所周知,那是香港風起雲湧的一年,社會經歷重大跌宕,由沙士到七一,香港人戴過口罩,練過洗手洗手洗手;也上過街頭,喊過政府還政於民。

五十萬人怒吼過後,政府宣布擱置二十三條立法。民主派中人振奮之餘,卻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七一以後,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怎樣走下去?

答案正好擺在眼前:同年 11 月23 日,將舉行回歸後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很明顯,這是民主派進佔各級議會的好時機。

於是七月一日後,民主派開始積極物色新人,準備參與四個月後的選舉,金佩瑋正是其中一個。負責游說她的人是何秀蘭:「佢問我『是否想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些改變?』當年甘甘剛讀完 MPhil,正為前路而惆悵,一方面覺得社會氣氛很壞(「但同現在相比差好遠啦!」,她不忘補充),但另一方面,對於如何改變社會,又毫無概念。「她(何秀蘭)又話,區議會有好多資源,可以做到一啲嘢。」

終於,在模模糊糊之間,甘甘決定參選。

她說自己是「阿茂阿壽」。「現在的講法就是『素人』啦,以前就是公民社會的『阿茂阿壽』,全部都無從政的經驗。」

當年,有兩班「阿茂阿壽」聯合起來參選,一班是葉寶琳、陳景輝等的「七一人民批」,另一班是金佩瑋等人的「公民起動」,「我們就是嗰個『公民』囉!」

基於策略考慮,這班公民,最終決定到灣仔起動。「它是全港最細的區議會,當時民選只有十一席,我們五個人去選,如果五個都選到,就可以做一個多數黨,又或者關鍵少數黨。」決定選區後,五人就開始到灣仔插旗,開展選舉工程。

那時候已是九月。「係空降到無倫!」在修頓選區出戰的金佩瑋,直認不諱。跟前人相比,今年初才開始落區的雨傘族,其實已經不算是倉促。

而對於十年前的「雨傘族」甘甘來說,空降不是大問題,落區最困難的,在於她向來害怕接觸陌生人。「學者喎,雖然剛剛畢業,都算是知識分子啦。」向來雙腳離地的她,為了落區派傳單,只得催眠自己:「我而家係進念演員,我的職責就是同人鞠躬同講早晨,有人想要就遞一張單張比佢……」她苦笑,又猶有餘悸。「我完全唔適合做呢樣嘢。」

偏偏命運作弄。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灣仔修頓選區結果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灣仔修頓選區結果

選舉結果揭盅,甘甘誤打誤撞,以三百多票之差撃敗同樣空降該區的民建聯對手,成功當選。公民起動的五個候選人,三勝兩敗,以他們的經驗和選舉工程而言,成績已算相當不俗。

如今回首,金佩瑋認為他們之所以打勝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人心思變。「成個社會係好想改變,如果有人畀到一個希望,話他們知道社會係會變,他們就會投這個人。」2003 上半年,是香港最絕望的時候,公民社會政治覺醒,思考改變,也是意料中事。

第二是出現兩個重大議題,當年十月利東街宣布展開重建程序,而合和實業亦在同一星期推出 Mega Tower 新方案。甘甘在著作《走過浮花》中,稱之為「上天所賜的禮物」:「當社區出現重大議題,就是比試候選人解難能力的時候。我抖出過去在運動和學院裡的一切所學,真誠的嘗試協助居民分析和處理我一生人也沒遇過的問題。」結果證明居民受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共產黨尚未發功。

「它對香港的控制算係好鬆,真是一國兩制,不會 high-handed 的干預。」作為中共選舉棋子的民建聯當年依然不濟,「無話好特別去組織社區,好鬆散」,加上該黨因七一效應而被大眾唾棄,以「踢走保皇黨」為口號的公民起動,自然佔優。

可是,甘甘不忘補充:「雖然咁講大家會好沮喪……但我覺得,依家啲好彩已經完咗喇。」

她倒抽一口氣,「零三年的香港,是另一個世界。」

語氣盡是欷歔。

*     *    *

黃英琦與金佩瑋(圖:《改革戰記》)

黃英琦與金佩瑋(圖:《改革戰記》)

二、區議會主席的寶座與大能

還是說回零三年那個,尚未變質的世界。

眾所周知,議會政治從來不像外人看起來那般簡單,中間牽涉的角力矛盾,近乎從不止息。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當然難免捲入漩渦 — 實際上,該屆議會任期未開始,議員之間便已暗湧處處 — 說的,是主席之爭。

別看輕主席一職的份量。雖然法例對區議會主席的職能並無明確指示(只有「主席須主持區議會的會議」一項),但在實際操作上,區議會主席的立場取態,往往會影響當區民政事務專員的工作。假如主席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整個區議會的運作亦會靠攏建制一方。

金佩瑋記得,由 1985 年開始一連 18 年盤踞灣仔區議會主席一職的林貝聿嘉,正是這樣的人:「我問過以前啲 DO (民政事務專員 District Officer),個個都話阿 Peggy(林之洋名)好好,我做咩都支持。」很多區議會主席的角色就像政府的啦啦隊,這自然受到建制歡迎。「市建局錫哂你,大地產商又錫哂你。」甘甘當然不同意這種主席取態:「但你(作為主席)係咪會為社區帶來一些改變呢?我相信唔會囉!」

而 2003 年區議會選舉過後,正是改變的時候。該屆灣仔區議會,連委任議席在內的十四個議席,有八席由泛民主派佔據,換言之,由議員推選產生的區議會正副主席,將是民主派囊中物。

當年泛民陣營中,黃英琦與民主黨的謝永齡,都有意染指主席寶座。甘甘說,兩人的誠意大相逕庭:「謝永齡天馬行空,唔知佢噏乜,但黃英琦當時已經有改革藍圖咁,一疊 A4 紙,攤在你面前。」裡面全是灣仔未來四年會遇到的問題、黃自己建議的解決方法。

滿腹大計,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唔通我會揀謝永齡咩?無可能架嘛!」甘甘斬釘截鐵。

結果,泛民議員經過協調,終決定推選黃英琦任主席。以為塵埃落定,卻突然殺出一記來自建制派的電話,相約甘甘見面。她應約赴會,對方是建制派委託的一名中間人,「佢話想同你傾吓邊個做主席好,又話不如選鄭琴淵(民建聯灣仔區議員)吖!」甘甘當然沒好氣。

「選舉都無遇到呢啲嘢囉!選到之後,先面對到政治的可怕。」是沒好氣,也初嚐了「政治鱷魚潭」的滋味。

來自四面八方的連串暗流,也正正說明了區議會主席一席是如何重要,以致各大陣營覬覦其位,各出奇謀。

無論如何,2004 年 1 月 6 日,由黃英琦任主席的第二屆灣仔區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這是一段灣仔好日子的開始。

*     *     *

圖:《街紙》第三期

圖:《街紙》第三期

三、區議會怎樣由假變真?

金佩瑋在其著作中提過,黃英琦是她行走江湖的其中一位師傅:「Ada(黃之洋名)個人好 innovative的,又接觸好多新嘢,經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某程度上,該屆灣仔區議會之所以成為「真議會」,為後人所稱道,功勞最大的當屬這位未上任已有一大疊「市政藍圖」的黃英琦。

如今回想,那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的領導下,至少出現了三方面的改變 — 又或是,真議會的三項特質。

第一是強調公眾參與。2004 年之前的灣仔區議會(以至十八區大部分區議會)的運作,通常都講求「和諧」。無論政黨和區議員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只會溫和地在會議上表達,紀錄在案,然後再向上反映 — 總之,就是「被諮詢」。

但諮詢歸諮詢,反映還反映,這些意見最終有否影響政策和地區事情的發展?大家心知肚明。

然而當屆灣仔區議會面對利東街重建、合和二期方案捲土重來等重大地區議題,卻罕有地扮演了「攔路人」、「壞孩子」的角色 — 還不止區區幾位泛民議員在攔路,而是由區議會主動深入社區,做調查,辦論壇,給居民充權,一同擋住市區重建的步伐。

「對於一個區議會來說,公眾參與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你啲嘢唔可以獨斷獨行,一定要用的人自己有 say。」甘甘強調,在黃英琦主政的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大大小小的 project 都沿用了類似的邏輯,無論是規劃議題、重建問題,都嘗試引入居民參與。

「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因為能夠反映居民意見,甚至建立橋樑讓政府聽見平民百姓聲音,理應是「真.區議會」的工作。

看似是理所當然,偏偏近年區議會卻成為政府由上而下的傳聲筒。

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第二項變革,在於資源運用。「以前如果有三十萬,會點用呢?搞個交通安全嘉年華啦!」甘甘咧嘴一笑,「大家乜都拎唔到,就是拿了許多膠和紙回家。」嘉年華會上,總派發一大堆派完即棄的膠扇、單張等。「不用理成效的,總之三小時內燒咗那三十萬就得。」

現實就是如此荒謬 — 區議會每次辦類似的大型活動,花費的其實都是你和我的血汗錢。

進入議會後,黃英琦等人對此自然看不過眼,於是念頭一轉,打算把那筆錢用作其他地方。

就以灣仔區議會的「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為例,委員會每年有 100 萬撥款,用途不限。金佩瑋接任委員會主席一職後,決定保留四成留給社區辦嘉年華、蛇齋餅糭式大騷;剩下來的六十萬,則拿去和民間團體做公共藝術、歷史研究、社區調查、保育、印書等等可以留下較深遠影響的計劃上。

又例如,黃英琦任主席「灣仔市區小工程計劃小組」在該四年間充分運用區議會的資源,為灣仔的公共空間作出多個規劃和設計上的新嘗試 — 例如在灣仔北的海濱開設全港第一個寵物公園。

一個運作妥當的區議會,能夠為社區做的事,原來超乎你我想像。

第三項改變,是對知識承傳的重視。一直以來,區議會予人的印象都是貼近大眾的街坊保長組織,常識行先,知識殿後:「過去區議會雖然有好多研究,好多調查,點解都無改變?是因為那些知識不是你的,你都無學到,你都唔了解件事,只是諗住點處理,所以搣哂啲木棉花囉!」而該屆灣仔區議會,卻通過紀錄、研究、出版,開啟了區議會在社區發展論述和政策倡議的先例。

《灣仔街紙》的出版,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份公民教育的刊物,內容包括市區重建政策的分析、外地市區更新個案的探討,並結集了街坊、文化界、社工界、建築師、規劃師及不同學者對市區重建的意見,成為囍帖街事件的一個重要民間紀錄。

就算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但過程中因研究和出版而生產出來的知識,卻流傳至今。

此後,民間愈來愈多自發出版的地區報紙。近年在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下,地區媒體更如雨後春筍,遍野生長。

這一切,某程度上都源自當年灣仔區議會的實驗。

由灣仔區議會出版的《街紙》第一期

由灣仔區議會出版的《街紙》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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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革終結時

回看那四年灣仔區議會的故事,看倌難免好奇:議會內不是還有好幾個建制派議員嗎?怎麼黃英琦等人的改革,能如此順利?

「建制派呢,都是跟紅頂白,處於劣勢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是好人,會好 make sense,肯同你講道理,支持一些他覺得合理的事。」甘甘聳聳肩,「不過到他們佔上風喇,又是另一回事。」

這一點,過去八年香港人已見識過太多次。

真正的阻力,在於背後的力量。甘甘上任後一年半左右,開始察覺到同僚們的立場漸漸被動搖,「逐個逐個被收買」。後來,就連為了讓居民多了解市區重建議題而出版的《灣仔街紙》 ,撥款也幾乎被阻攔。

黃英琦在著作記下了這件事:

「在《街紙》之前,區議會出版的多是軟性的『地區方物志』,不會出版『有立場』的刊物。《街紙》應是例外。《街紙》的出發點是不接受『愚民政策』,希望公民社會和居民知道多一點,了解政策的始末和他們的選擇權……市建局當然明白出版《街紙》的目標,是為市民充權。可能是基於恐懼吧(居民有了知識,就不會逆來順受),市建局遂暗中游說某幾位區議員,要求他們不支持出版《街紙》的撥款申請。

—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50

幸好黃也不是省油的燈。得悉市建局在幕後「使橫手」後,她努力進行「反游說」,終於令部分民建聯議員倒戈,一連三期的《街紙》才得以面世。

但阻力就是愈來愈大。金佩瑋慨嘆,到了 2006 年當區議員已經「不再好玩」,「做什麼事都有人阻住地球轉。」她甚至覺得在議會內眾叛親離,「好多人一個一個被買走,好多改革你都做唔到,好無癮,好 frustrated。」

在社區也如是。到任期尾聲,從街坊領袖的態度中,甘甘和黃英琦意識到「自己失緊勢」,明顯有幕後勢力在收買人心,黃更因此有預感「民建聯會返番嚟」,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泛民很可能會遭遇慘敗。

身為區議會主席的的黃英琦因此要面臨一個抉擇:假如下屆灣仔區議會泛民再非多數,不能選出自己任主席,那麼還是否應該留在議會?

甘甘倒記得時任英國文化協會總幹事 Ruth Gee 在一次午宴上對黃英琦說過的一番話:「如果你曾經做過首相,要坐返 back benches,睇住第二個人做首相,係咪好無癮呀?」

「所以佢(黃)唔出來選囉!」最終兩人都萌生退意。「我都覺得犯不著啦,一介書生,點解要在這池髒水裡打滾?連大佬都唔做咯。」

黃英琦的預感沒有錯,民建聯(及共產黨)於 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捲土重來,大獲全勝。在灣仔,泛民陣營由八席減至三席;繼承甘甘他們的旗幟、以公民起動名義出選的兩名候選人,均告敗陣。

灣仔區議會,終於打回原形。

*     *     *

圖:《明報》剪報

圖:《明報》剪報

五、做「理念派」還是「實幹派」?

上屆區選泛民出現了一批政治新貴,他們憑着七一效應輕易上位,但當中很多人卻低估了當一個區議員的難度,亦沒有足夠準備去揹上地區工作的重擔。他們當中有些人,譏諷傳統民主派只曉得搞些蛇齋宴、旅行、通渠等瑣碎地區工作,聲稱自己反過來卻要做一些高層次的民主播種工作,提升選民的水平和視野。其中的表表者,莫如是「公民起動」和何秀蘭。

但4年後,這些「民主理念派」、「民主農夫派」,相對那些「民主實幹派」、「地區工作派」,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 蔡子強《泛民 20 年來最大敗仗》,明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我覺得蔡子強不食人間煙火囉。」金佩瑋笑著說。

2007 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後,蔡子強於報章撰文,高捧街坊民主「實幹派」,把公民起動揶揄為「高層次的理念派」,「低估當區議員的難度」,是「龜兔賽跑」中的大烏龜。

文章刊出後,當然引來公民起動的異議。黃英琦撰文,稱自己和同路人一直在運用「軟權力」,實行「地區創新」,又直言「地區工作不限於小恩小惠」;金佩瑋的文章索性將蔡子強稱為「遠在天邊冷氣辦公室裏的評論人」:

假如評論人認為要行福利主義,要令所有人高興,要天天宣傳自己成功爭取了什麼才算是「做咗嘢」,那實在非常可悲,這樣的「評核標準」只會把區議員永遠困在自己那六條街中,死守着每一張選票。這樣的社區是永遠也不可能培育出基層民主,街坊亦只會照舊被視作當權者和在位者愚民的對象。

— 金佩瑋《高空二萬呎的迷思》,信報,2007 年 11 月 26 日

十年後的今天,她仍堅持蔡子強當日的批評,毫不公道。

公道與否,大眾心裡有數。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過去幾年,蔡子強的這套論點確實在坊間頗為流行。不少人認為,泛民主派要打贏選戰,就要做好「地區工作」。何謂「地區工作」?一方面要在社區裡搞福利主義,民建聯送蛇齋餅糭,那泛民也不能怠慢;另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做好「民主實幹派」的本分,由「延長綠燈秒數」到「增加巴士路線」,通通要做足,事成後最好站在旁邊拍個照,印製橫額,讓選民們都知道你的低調。

許多人認為,這兩項工作就是區議員職責的全部;至於黃英琦和金佩瑋的社區改革,雙腳離地,空講理念,成果不彰(例如利東街最終一樣變成「囍歡里」),就理應被摒棄。

灣仔利東街(圖:灣仔《街紙》第三期)

灣仔利東街(圖:灣仔《街紙》第三期)

真箇如此嗎?在區議會選舉迫在眉睫的當下,這值得有心人深切反思。

金佩瑋不覺得蛇齋餅糭有任何意義。「你去派嘢比人?怎夠別人派呀?我個朋友是獨立建制派,最初的時候佢派一隻糭,結果被阿婆蔑佢,『車,民建聯派兩隻呀!』咁你點同人鬥呀?」

她認為,區議員是一個社區的領袖,但領袖要做的絕不是向百姓施予小恩小惠,而是用自己身為區議員的軟權力,為街坊爭取社區的改變:「譬如東區有好多天橋,只是放啲石之嘛,其實這些閒置空間是否可以開放,比人做種植呢?」

看似很難入手,但甘甘堅信區議員有能力可以做到。「單憑一個人是什麼也做不了,但區議員有地位,好似一塊磁石咁,吸引到其他人幫手做。」

當然,甘甘不同意蛇齋餅糭策略,除了因為現實上「唔夠派」,還因為它本質上對平民百姓無益。

「那種 patronizing……施恩式的社建呢,其實係唔得的,無用的,最後只會令大家都好 disempowered。」她認為一個區議會的責任,正正就是 empower 當區的市民。

正因如此,該屆灣仔區議會才會強調公眾參與,又主張用知識來令市民充權。

總的來說,一個字:EMPOWERMENT。

*     *     *

攝於雨傘運動期間被佔領的干諾道中隧道,攝:朝雲

攝於雨傘運動期間被佔領的干諾道中隧道,攝:朝雲

六、傘開以後,素人再現

提起十年前的灣仔故事,金佩瑋眉飛色舞,我們也聽得興高采烈。畢竟,這個故事能讓我們對區議會有不一樣的想像。

但談到現在的情況,大家頭頂又難免烏雲滿佈。就如甘甘所說,由 2007 年開始,地區的建制機器經已發動。事到如今,泛民別說要取得過半議席,就連保住區區少數,亦很艱難。

不過也有人相信,這是最壞的時光,也是最好的時光。

雨傘運動後,不少「政治素人」積極落區,矢志參選,許多評論人(如蔡子強)都指「雨傘族」選情嚴峻,機會渺茫。身為過來人的金佩瑋卻拒絕過分悲觀。在她眼中,傘後的香港社會呈現悶局,而素人們要吸引支持,最重要就是將傘運的自身經驗,轉化成一般人的社區想像。

「你們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其實經歷了香港最好的時間,最乾淨啦,最有秩序啦,香港人最守望相助啦,還無端端建設了一個社區,一條村出來,這經驗其實可以比到社區一個幻想。」令從來不知社區為何物的香港人,想像社區的可能性:「原來我們街坊可以守望相助喎,原來我們可以資源共享喎,原來我們這區有咁深厚的歷史喎。」

總之要告訴大眾,整個香港、整個社區,是仍然有希望的。

資料圖片:去年雨傘運動,市民佔領金鐘反對「袋住先」

資料圖片:去年雨傘運動,市民佔領金鐘反對「袋住先」

「現在,個社區已經比對手穿透哂,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贏到另一班人的心返來呢?」甘甘說,「點解佢(選民)要比一票你呢?就是因為你畀到一個希望佢。」

有了希望,就可以令百姓產生對社區的歸屬感 (ownership),相信自己也可參與社區裡面的管理、建設,就像雨傘運動時一樣:「成個雨傘運動點解做得咁好呢?他們有 ownership 嘛,突然間 own 咗條街呀,條街是他們的,公廁也是他們的,所以一定要將廁所執到乾乾淨淨。」

「你能不能夠令市民對自己的區,都有這樣的 ownership 呢?」

要找到希望,摸到想像,進而建立歸屬感,絕非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如今距離選舉只有不足四個月,雨傘族要打贏選戰,機會或許不大。但選舉後,這班政治素人能否繼續留在地區,在沒有鎂光燈的照耀下,繼續為居民帶來希望、想像,以至能夠如文首朱凱迪所寫,將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這恐怕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2011 年區議會選舉前夕,黃英琦出版《改革戰記》一書,回顧四年區會歲月,並在書末寫下這段對後來者的期許:

「競逐新一屆區議會的新人類,無論他們來自何方,有怎樣的政見,但願他們當選之後,不畫地為牢,對區議會的改革有承擔,鼓勵公民參與,堅持區政由下而上,相信民間智慧可為社區問題帶來新的解決方法。但願區議員除了聯誼活動外也會重視研究和政策的分析,提升自身的知識和議政能力。民主發展不能只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如何產生,民主要植根社區,區議會應是香港未來政治人才的孕育基地。」

—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173

十年前的灣仔故事早已落幕,往後類似實驗會否重啟?香港會否再有由真普選產生的「真議會」?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金佩瑋(甘甘)

金佩瑋(甘甘)

—【真假區議會】專題完 —

*     *     *

當然,今年是 2015 年。如金佩瑋開首說,共產黨對區議會選舉的操弄,已經相當成熟 — 是「發功」,更是「發瘟」。

因此,《立場新聞》的下一個區議會專題,將會訪問建制派裡的無間道,了解共產黨如何發功 — 近年愈見犀利的建制選舉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來自北方的幕後之手又是怎樣在維港上空游弋?

往後我們將嘗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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