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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陶傑的「民族性」

2015/6/30 — 15:59

【文:力哲】

近日梁文道和陶傑之間的「口水戰」,掀起了有關「民族性」的熱議。本文並非探討何謂「民族性」,畢竟筆者不是專家,無法對此鑽之彌堅的學科用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筆者只希望以簡單觀察和邏輯把事情過濾一番,跳出迷霧重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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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性格是先天(nature)或後天(nurture)形成,科學界爭論了幾十年仍未有定論。「民族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民族性格和個人性格不同,一個民族必須身處某個相似環境,通過不斷的反饋過程來產生文化,孕育民族性。一萬個來自相同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萬個相異的環境,絕不會產生共有的民族性。這是一個簡單道理。按徐復觀的說法,「文化是人性對生活的一種自覺」,自覺發展生活態度,態度形成生活的選擇,最後「構成適合於其生活態度的格式和條件」,亦即文明,民族的性格(註一)。把「DNA」當作文化的傳播媒介還說得過去,但如陶傑般借政治社會學家柏克(Ernest Barker)之話,把「民族性」歸納為「難以改變」之物,則似乎反映他對文化和民族性之間的關係和產生過程誤解甚深。

民族性是現實條件的反映。但現實條件多不勝數,決不能「求其」選取一二就妄下定論。所謂 garbage in, garbage out,輸入什麼就輸出什麼。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囿於單一價值或過程;地理、氣候,農業文化等只是眾多條件之二三。你手上只有鐵鎚,不代表所有問題都是釘。條件之互動,輕重,出現和消失會隨時間而變動。以歷史文化之一隅,來嘗試推演整個民族性之形成和未來,有淪為自圓其說之虞。文明越進步,制度和新文化之影響力越不可小覷。民族的「DNA」以過往文化形成之條件作為礎石,錯誤假定「民族性」為靜態構造,無異於漠視環境之丕變和遞嬗。小農文化可能導致「重男輕女」,但受城市文化薰陶的現代人,還有多少個是「生仔一定開心過生女」?思想和行為可以在兩三代之間改頭換面。同理可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傳承未必比幾十年的「突變」來得絕對「可靠」。在現代社會,民族性的粘性(stickiness)並非如一般想像般固若金湯。每一代人之間的思想,行為模式在時間巨輪的快速轉動下演變,時代獨有的性格往往比民族性來得強烈,甚至以新民族性格之形式代替舊性格。這種性格之變動,是「DNA」之說應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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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由文化傳遞,經由環境形成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重點是如何看待環境內容。一般情況下,環境以縱向(vertically)形成和傳遞。習俗和語言是其中例子。盱衡歷史,特殊條件的出現往往造就「短暫」的行為模式,暫時中斷上述的縱向傳遞,打破民族性的框架。假如在一個系統下發生「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註二)」,總不能簡單歸納成個人性格或民族性之缺陷。在「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之驅使下,新性格並不恆久,歷史上例子屢見不少。此說法絕非藉唯物思維逃避道德責任,正如 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無知不是一種藉口。然而,我們不能否定民族性時有夾雜特殊條件下的性格。把所有性格顯象都說成是「民族性」,有它的「DNA」,未免有點以偏概全。

正如陶傑所言,「標籤(Labelling)」在社會是極平常的事。「是其是,非其非」,那管「標籤」與否,理性之言論絕不容任何理由壓下去。陶傑談「民族性」,錯不在他生動的 labelling,而是當中缺乏了人性的一股重要力量:改變的自覺。「DNA」所主宰的民族性,彷彿是民族身上的烙印;「文化的DNA變不了」,民族就變不了。如斯「定型心態(the fixed mindset)(註三)」下,陶傑講的「民族性」當然平易近人,容易吸收,因為民族性的表象與其批評往往相映成趣,毫無瑕疵。對人性的信任,對未來的盼望,從他優渥的文筆中甚少看見。或者比起天堂,給人目睹地獄的光景來得更刺激直接,給予人更強大的生存力。制度,環境,文化之反省和改變在他筆下失去意義,未來被判死刑,留下只有「方圓三呎之內的清靜」。這種沒有希望,沒有改變的世界住不了人,他卻希望我們相信這是唯一的可能。這未免太諷刺,又太可憐。



註一: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
註二:簡單而言,形容在特殊的情況下,人類會出現做出違反一般行為模式或道德的舉動。詳細見 Philip Zimbardo, The Lucifer Effect
註三: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 Carol Dweck 在著書《心態致勝(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中對思維的命名。它是一種相信能力或本質等是固定,不可改變和塑造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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