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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將議員歸邊 立會檔案反映政治中立的偽術

2019/5/13 — 17:31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資料圖片)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資料圖片)

【文:葉鈞頌】

議會內外都牽涉政治。不管立法會主席、秘書長、建制派議員怎樣試圖為秘書處洗脫不中立的罪名,都不能改變已紀錄下來的檔案、發生過的事實。

《逃犯條例》爭議發展至今,秘書處的行徑讓香港人大開眼界:僭越議員權力自行決定怎樣採納內會指引、不支援合法會議、選擇性地只向建制派議員的座位派發文件。縱然秘書長高呼政治中立的原則,但秘書處怎樣具體地反其道而行,公眾有目共睹,且遠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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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過指引的特別內會前夕,亦即5月3日的內會會議期間,不同陣營議員就規程問題辯論,這本是平常事,本文也不欲深究。但是離奇之事在於會後,秘書處將之寫進立法會檔案的紀錄方式。

一如以往,有議員在會上不滿主席的決定。但秘書處竟在會議紀要如此記載:「在議程第 II 項已完結後,數名民主派議員在座位上高聲說話,抗議內務委員會主席決定不容許有意再次發言的議員發言」;「數名民主派議員在座位上高聲說話,要求就相關會議安排發言」;「部分民主派議員離開座位,並走到毛孟靜議員的座位附近高聲說話,抗議內務委員會主席的命令」;「部分民主派議員離開座位,並走到內務委員會主席台附近高聲說話,抗議內務委員會主席的命令」。(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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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留意,立法機關的文件及紀錄是機構記憶、歷史檔案,為日後立法、修例、決策、議事的重要參考文件,更是行政機構及司法機構均會引用的證據。

從何時開始,秘書處在引述發言內容之外,可以擅自在會議紀錄、紀要上描述議員在會議室內的行為時把議員歸類,直接指稱特定議員為「民主派議員」?就連曾為英國國民的立法會主席喜愛參考的西敏寺,也沒有在議事錄上把議員分黨分派的做法。

雖然議員可決定是否申報所屬政治團體,但他們不用申報派別。香港亦沒有政黨法,所屬政治團體及派別本身在議會內無憲制地位。要強調,香港有政黨及政治派別是政治現實,但這不具法律效力,亦在法理上跟議會運作無關係。故此,立法會秘書處既在制度上無根據指稱部分議員屬「民主派」,更無任何法理基礎在官方文件中作出如此分類。若當時離席的是陳沛然,不知立法會秘書處打算怎樣指稱他?

在議事紀錄上將議員分類,亦有違議會傳統及慣例。議員離開座位在議事堂內抗議時有發生,但秘書處過去的做法是以「多位議員」概稱,或者直接指名道姓。

即使是今屆立法會開始時的選主席及宣誓風波,2016年10月12日的議事錄僅作過以下紀錄:「梁頌恆議員橫越會議廳,走到選舉主席的長桌後側」;「涂謹申議員及其他議員發言,質疑石禮謙議員的權力」;「有議員高聲說話」;「保安人員築起人牆,阻止議員走近長桌。多位議員在周圍站着」。又見同月26日的議事錄:「多位議員表示擬提出規程問題。此時,數位議員在鄭松泰議員、梁頌恆議員及游蕙禎議員身後及旁邊站着,而保安人員試圖協助 3 位議員離開會議廳」。或者近期一點,在修改議事規則後,2018年1月10日莫乃光等議員聯署的呈請書不獲處理惹不滿,議事錄也只是記載「多位議員高聲重複叫喊:"修改《議事規則》可耻"」。若此等風波發生在今天,秘書處是否會在指稱議員時加上其政治派別?

問題是,秘書處以什麼為根據指稱某些議員屬某派別?合理解釋是,立法會秘書處不僅涉嫌對職員作出政治審查,更涉嫌對議員作政治審查,自行製作名單,把議員分門別類,以作識別,供保安怎樣抬人、秘書怎樣支援作指引,向不同政治立場的議員作出差別待遇。這豈不意味秘書處行事沒有持守政治中立?

林鄭月娥上周四的「廢話論」,唯一可取的是她提到檔案的參考價值。林鄭說的這一點不是廢話。若干年前的某個立法、政策決定,今日很多人都未有親歷其中,唯有依靠檔案,今日的人才可準確了解昔日的決策原意、決策者的所思所想。對於社會科學、公共政策研究者而言,得到妥善管理的歷史檔案是他們的寶藏,以便重構某年某日的官方思維,避免因透過從結果看因由而對歷史決策和事件產生誤解,也透過多重的檔案來源,掌握全盤局面,避免受現在的當權者以某些文件來砌詞誤導。這亦是制定檔案法的重要原因。

既然有政治,就不存在中立;秘書處的中立角色,理應是指遵循規則與程序。然而,當日後的研究者翻開今日的立法會檔案(若未被當權者銷毀),自會發現2019年的立法會秘書處怎樣行事。秘書處中立與否,一切自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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