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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回歸 — 從「亞細亞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9/10/31 — 14:55

也是在日本聽到的一個說法:戰後一般日本人對新中國傾向「同情理解」,跟香港上一代「大中華民主派」異曲同工。不少日本人認為,中國最有可能突破西方壟斷的世界秩序,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只有中國一席代表「有色人種」,其餘四席都是「白人國家」,因此不少亞拉非國家的人都不無天真地認為,中國上來了,代表「非西方世界」也吐氣揚眉。

這個說法令人想起明治維新前後在中日兩地都流行的「亞細亞主義」:西方帝國主義很殘暴,亞洲人要團結起來抵抗。至於「東亞共同體」誰做主,日方一開始是比較曖昧,他們拋出中間路線,類似「一國兩制」的「一東亞,兩大國」。在辛亥革命的前夜,清日兩國已經放下甲午戰爭的恩怨,之後日本還在日俄戰爭打贏了白種人國家,勝負還有甚麼好說。中國學習明治政府的維新方案,日本則大力向中國輸出「日本模式」。為了阻止歐洲列強殖民東亞,因此證成了「日清提攜」的必要。

當時有日本的官方學者表示,日俄戰爭雖然在日俄之間,但戰果同時保全了中國,乃至東亞的獨立。後來「日清提攜」很快就生變。因為日本官方的人,管不住底下亞細亞主義的流浪武士,他們趕赴中國協助中國革命黨,最後成功推翻了清朝。如果弱勢的清朝繼續存在,日清提攜可能繼續一段時間,但政權落入袁世凱之後,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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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的革命軍不服北洋系主理的民國政府,之後到了廣州籌備北伐。本來是反俄的黑龍會幫助了革命黨,但革命黨之後要北伐,打更多的戰爭,選擇了日本的地緣敵人蘇聯。中國革命黨也因此接收了大量蘇聯金錢和武裝資助。作為回報,就是聯俄容共,中日就此分道揚鑣。日清提攜終結,中國實際上成為蘇聯兩面落注的勢力範圍,成了戰鬥民族的二毛子。日本只能自己搞了,之後就推出了大東亞共榮圈。「初心」似乎還是不變,也是東亞要團結起來抵抗打擊白人,只是國民政府已經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在野共產黨更是蘇聯直系扶持,中國沒有希望,日本自然天命所歸。在有色人種國家,只有日本有能力。所以無怪日本人選擇了南京的汪精衛政權,因為那是中國裡面唯一不與蘇聯合作的「東方人政權」。

中國人視那為「汪偽政權」,然汪又何嘗不是為自己的「大局」奮鬥:在一段已時仍保存的錄音中,汪精衛用廣東話演說,力陳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否則蘇聯和共產黨就會黃雀在後。事後證明他說得對。但很多年之後,「亞洲主義」仍然在日本揮之不去,日本當然有「左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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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是習慣認賊作父的,不管是五胡、金人、蒙古人、女真人,打入去了就成了爺,爺是蘇聯也一樣。但日本人對自我和外在世界的邊界十分敏感。它在天朝旁邊知道自己是異型;在蒙古人入侵中國之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在歐陸帝國宰制的新世界,它知道自己是異型。所以日本人早在福澤諭吉的年代,已經在考慮「東亞的命運」。在他們看來,東西方之間遲早有一場世界末日大戰,勝者全取,敗者的種族和文化將被完全抹取。

20 世紀初,天朝主義在中國大陸崩潰,天朝下降為新國家(中華民國),為自己的生存掙扎求存求發展。天朝主義東渡到了日本,在 1940 年代,日本其實在實踐古代中國的「天下」理念(八紘一宇),並通過扶植各地的殖民政權,架構起一個超國家體系/非主權國體系。整個東南亞成為供應戰事軍需的產地。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可說是新天朝的新朝貢主義。日本是中心之國,東亞是藩屬。

日本戰敗,天朝又崩潰,還原成諸國。但天朝還是沒有終結。在 2017 年開始,中國政權開始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此一「世界主義」及「全球化」式的意識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有很多美麗的願景:「合作共贏」、「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御用學者競相詮釋這個主旋律:融合中國儒家文化的中國共產黨,將提供異於歐美帝國主義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想到這裡我才明白十九大之前,外交部長王毅為何會撰文吹捧「習近平的外交思想超越了西方 300 年的國際關係理論」。

這不盡然是拍馬屁,也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想做的事情 — 重新建立一個超越「主權國」格局的新秩序。前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曾經在日本演講時提到,中國想恢復「朝貢秩序」,眼光實在超前。為何「一帶一路」甚至中共本身,也會自我論述為要製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希望將權力觸手滲透到世界的每一處,突破「民族國家主權」的防衛,讓其他國家以中國為中心,成為藩屬。

日本天朝主義的起源,由他們考慮「東亞命運」的那一刻開始;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則源自他們思考「人類命運」的那一刻,雄心更大。不過天朝 2.0 和 3.0 的動力都是來自「守衛東方」,西方作為強大的他者和鏡像,成為自我武裝的合法性。為了反抗西方的霸權,東方也必須成為更大的霸權。而 1940 年的方案是日本領導大東亞共榮圈,2019 年的方案則是中國建立「新朝貢體系」並宰制世界。歐美的新帝國主義(18 世紀以降)也是以「普世」和「人類」維度去考慮事物。「白人的負擔」是對整個人類的義務,要由我們來傳播文明;基督教則是普世的救贖,之後則是具擴散性的「華盛頓模式」。

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開始談論「人類的命運」之類的巨靈,就是它走向帝國主義的徵兆。現時的中國共產黨則自我創造了「中國人的負擔」,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權力,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中國模式」是非西方的出路,而當然西方那一套對他們來說已經不行了。「我們有責任為世界尋求一條生路。」今日的中國推銷「中國方案的人類治理術」,和 1930 年之後的日本,自我認同必須出山領導東亞一樣,已經進入了侵略者的自我證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福音,是為建造世界帝國鋪路。

對於全球(包括日本)的進步主義者來說,天朝和帝國不是壞事,他們認為「帝國的原理是寬容的」,因為「理論上」帝國比起民族國來說更加寬容、具更多的異質性格和半自治部份。會有很多左派視中國模式為國族世界體系的解藥。他們認為國族和國家是自由和民主的敵人,超國家的「天下」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另類出口。期待自身之外的 alternative,他們期待過蘇聯、蘇維埃延安、赤色柬埔寨、委內瑞拉……雖然這些國家都一一仆街,但他們錯誤理解政治共同體,認為國族是自由和個體的敵人,因此知識份子不斷尋求「政治國族」此「天地之常經」以外的虛空選項。

作為天朝的中國,當然現時還是在很多人的期待中。對跨國資本來說,中國也代表了他們的未來。所以無怪習近平本人 2017 年在代表全球跨國利益共同體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y Forum) 「大放異彩」。我們目睹了一個反常的新現象 — 中國維護「全球化」,而美國退場。中國、全球主義者、歐美進步知識份子尷尬的狂歡雜交,揭示出「中美共同體」的利義苟合和正邪難辨,進步左派與資本霸權站在一線,並同情中國。這當然證明了西方的衰退,中國崛起本身就可以視為西方理想和策略的自我崩潰。他們為了圍堵蘇聯、為了反美、為了廉價勞工……他們選擇了足以毀滅自己的捷徑。

雖然在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的街道上,我們沒有看到帝國「理論上」的寬容,也沒有看到帝國中「理論上」的自治可能。中華政教體系、中國世界、朝貢體系等等概念的「寬廣」,從來只是「理論上」的。

正如很多善男順女都會說,為何中國從來不像他們學古文時讀到的那個和平禮義之邦。正如《聖經》和歐陸文化也充滿美,但歷史輾過多少原住民的屍骨。看看新疆的集中營。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裡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後大家都是中國人,但中國人一向分三六九等。左翼份子夢想的世界大同,在中國實現的現實,是一個對理念的異型式嘲諷。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中國當然可以給你,但這顯然不會是怎樣舒服的天國。這份知識,是帝國之外的知識份子不能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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