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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悼念六四與本土主義非二事

2015/6/4 — 13:24

 攝:Un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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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早前到一間教會,湊巧踫上資深記者程翔先生的分享。六四悼念晚會將至,他提及對本土主義者和六四悼念形式的看法,故記下以作參考。

程翔指,支持本土主義並不代表要與悼念六四切割,即使悼念活動縱有不足之處,亦非不能改善,毋須作出否定或割裂。他指,放諸任何社會,要建構身份認同,都需要有集體記憶作凝聚,而對香港人來說,六四晚會不單成了共同的歷史記憶和重要社會活動,過去廿五年持續不斷的悼念,抗議暴政、不忘記六四的烙印,已把香港塑造成「中國的良心」。

「除了香港是中國960萬平方里中,唯一可以悼念、唯一可以講真話、可以伸張正義的地方之外,內地很多人懂得,有什麼書不能出,便到香港出;有什麼話內地不能說,就到香港說。」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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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Un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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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悼念六四到鞏固港人身份認同

香港人對悼念六四的堅持,程翔指,反而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鞏固、建構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共同的集體歷史記憶,鞏固了香港人獨特的意識。而這特質,區別了我們跟大陸人是兩種不同的人,亦強化了本土意識。故本土意識與悼念活動根本不是兩回事,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他說。

「正因有悼念儀式,才突顯了本土意識、sense of identity,『我係香港人』這意識因而凝聚。六四就是將香港人和大陸人截然分開的因素。」

程翔指,自2000年後,看到參加晚會的年青人愈來愈多。他更認為,悼念不止哀悼這般簡單,更是民主的啓蒙。多年來看到不少父母帶同子女,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希望孩子能有分辯是非的能力,在小小的心靈已撒下了爭取民主自由和對抗不公義的種子;看到反高鐵以至雨傘一代代的年輕人成長並站起來抗爭,他心中感到欣慰,原來廿多年的推動工作,並沒有白費。

「今日出來領導本土主義的後生仔,我很肯定地說,六四燭光晚會是一個啓蒙的過程。我相信,很多支持本土主義的人,他們仍是小孩、嬰兒時,他們父母都已抱他們到維園參與悼念。這一點我是很肯定的。這班廿多歲的年輕人,六四發生時還是嬰孩;他們有如此強的社會政治意識,肯定跟屋企人培養和感染有關。」

其中最令本土派反感的,就是支聯會多年來的口號:「建設民主中國」以及「平反六四」。程翔坦言,當年他對「平反」二字很反感,因代表仍承認中共為合法政權,並求它作個公道。「而開槍殺人、軍隊鎮壓,你已失去合法性,我還跟你說什麼平反?我為何要去求你?你理所當然應下台,作補救是理所當然的!」他回想。

「但當時香港絕大部份人是『大中華膠』,政治鬥爭意識亦沒今天強,當時即使一小部份人如我對「平反」二字反感,但當大多數人都接受時,要在不同政治意識人士之中,尋求最大公約數的口號,令運動得以持續。這運動持續了廿五年,風雨不改,當日的口號、綱領,是符合當時的實際,就不應以今日的改變去責難支聯會的活動,會較公道。」

他贊成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應根據現今的政治生態作出調整,口號和活動亦可以不同的新形式出現,如港大學生手持紙牌,在港鐵車廂默站悼念等。

不能輕看香港對中國的影嚮

知古鑑今、以史為鏡,晚清由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中國政壇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都有香港的影子,程翔認為,不應低估香港對促進中國民主的作用。對於本土主義者指「中國太遙遠、民主化遙遙無期,不如不理」,他坦言,顯示他們看不見香港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

「自從香港1842年因鴉片戰爭出現在歷史舞台,百多年來,這城都在默默地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他說。「孫中山第一個內閣,十個閣員中,有兩人就是香港人—(司法部長)伍庭芳及(外交部長)王寵惠。這兩人把大清律例,改為符合現代文明、法治原則的法例...又把中國帶回國際法較公平的系統。」

程翔又不贊同本土派「關門主義」的做法,認為香港能獨善其身根本是個迷思,而是應打從一開始,要認知到對手只有一個,而在博奕中孤立自己,並不能因而得勝,而中共本身,在過去亦吃盡「鎖國」的苦果。

「不是要等中國有民主才給予我們民主,而是從Day 1爭取民主開始,就是跟中共打交道,就是要推動中國民主,同步進行。」他說。「唔係叫你擁抱大陸,但至少唔好築牆阻隔與大陸交流。第一,你阻隔唔到;第二,即使成功築牆,到頭來係搵自己笨。愛港足以害港。」

當日早上,坐在筆者後面的年青人,一邊聽,就一邊不住嘆氣、在座位上輾轉不安,半途更離開會堂。後來聽牧師說,教會中有不少支持本土派的教友,聞說今天的講題,就決定連崇拜也不出席了。程翔在分享的末段時道:「我知這些說話,在今日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後生仔是很難接受。但無所謂啦,都照講啦。多謝大家。」

 攝:Un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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