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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是否過時?

2015/8/31 — 8:30

近日,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自由黨主席鍾國斌並不苟同,並在香港電台英文節目《給香港的信》中提出反駁,反對政府揚棄「大市場小政府」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如「越界」將會影響市場自由。為此, CY 向媒體發表題為《適度有為》的長文,指自由黨過去的部份提案比他的「適度有為」更有為,並解釋「適度有為」理念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對於這次爭論,我們必須搞清楚一個客觀事實:不少香港人對於「積極不干預」存在誤解,有意或無意地將「積極不干預」跟「放任主義 (Laissez faire) 」或「大市場小政府」混同。不諱言的說,不論鍾國斌還是 CY ,似乎都有此誤解,例如鍾國斌在《給香港的信》表示「『大市場小政府』乃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基石,而該政策已在港暢行多年」,便是有意將「積極不干預」跟「小政府主義」混為一談。

特首梁振英似乎也有此誤解,例如他在《適度有為》一文中提到何謂「積極不干預」時,引用了1961年至71年間擔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原話。然而,郭伯偉的管治思維明顯屬「放任主義」,跟後來夏鼎基提倡的「積極不干預」並非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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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有這方面的誤解呢?究其因由,是因為部份人以文本原則 (literally approach) 理解「積極不干預」,按其字面意思理解為「積極地不干預」,繼而將其曲解成一種主張政府任由商人胡作非為的政策。為了正確地了解何謂「積極不干預」,我們不妨看看倡議者夏鼎基在 70 至 80 年代擔任財政司時的一些原話。

在政府應否干預市場的問題上,夏鼎基在 1979 年 9 月發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辭中,便曾提到:「即使在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由此可見,如果有人認為「積極不干預」等於政府需要完全否定干預市場的行為,這是一種天大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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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積極不干預」的定義,夏鼎基在 1980 年 12 月為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便曾有這樣的解釋:「…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在同一場演說中,夏鼎基也有提到政府干預市場的問題:「的確,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不過,也有很多例子是政府決定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而這些決定,通常都是在諮詢不同委員會的意見後作出的。」

重申,「積極不干預」跟「大市場小政府」是兩個概念。「大市場小政府」查實即是經濟學上的「小政府主義 (Minarchism) 」,除了主張政府不應動輒干預市場外,還主張壓縮政府規模;「積極不干預」則查實是一種選擇性干預政策,「在一般情況下」不干預市場,因為相信這種干預「最終都會徒勞無功」,但也有「例外」。大家若回顧歷史,便會知道港府通常會在市場失效 (market failure) 之時作出干預;一些有機會影響民生和社會穩定的市場領域,政府也會插手干預,如教育、醫療、電力市場、公共交通、房屋供應,還有港幣的匯率。

坦而言之,「積極不干預」確實並未過時,原因是所謂「適度有為」跟「積極不干預」本來便不構成矛盾。「適度有為」既不蘊含動輒干預市場之意,「積極不干預」也不等如完全放任市場不管。在某程度來說,兩者甚至可視作同義詞。整場論爭,查實源於八十年代香港部份經濟學者有意或無意的偷樑換柱,假「積極不干預」之名包裝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後人不虞有詐信以為真,才會把「積極不干預」當作政府任由商賈剝削壓榨、投機倒耙的遁詞。

原文刊於《香港投資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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