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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上,世界如此澄明:論〈十年〉

2016/4/5 — 10:58

《十年》—《浮瓜》劇照

《十年》—《浮瓜》劇照

〈十年〉奪金像獎最佳電影獎,在預算僅得五十萬的情況下錄得六百萬票房,本應是一件美事。得獎後掌聲之中混雜罵聲,卻反映近年社會常態。以香港十年後境況大膽寫成的政治寓言/預言包含自焚、語言邊緣化等議題,固然帶有一定爭議性。然而,若果電影只能觸及非政治議題,又是否就是大家樂見的呢?有關暴力電影會導致暴力的論述,更在學術界都尚未有定論。聰敏的讀者一定會留意到一個老掉牙的例子:香港電影內時見槍林彈雨,而我城卻始終保持低犯罪率,已是最佳反例。

〈十年〉帶出的訊息是多重的,給予現時社會上主張接近的群體一個精神上的激勵。電影摸著時代的脈絡,觸及社會上的禁忌,喚醒銀幕下的思考,光是勇氣便難能可貴 (筆按:至少不像那個筆名只有一個M字的傢伙)。意識上〈十年〉當然走得前,然而放眼香港電影數十年卻並非孤例。〈籠民〉、〈香港製造〉 (陳果九七三部曲之一,同樣僅得五十萬預算)、〈千言萬語〉皆富有政治含意及解讀空間,無礙三片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另外順手拈來的例子包括〈暗花〉內竭力保持一夜平安;〈非常突然〉的非常突然;〈無間道〉的香港人自我意識及投射;〈黑社會〉中對選舉政治的描寫,不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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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問題就來了,原來人們害怕的不只是本欄之前提及過的恐懼本身,或爾冬陞言中若隱若現的白色恐怖,而是觸及香港人性格功利、保守、慎言以利於左右逢源,所謂「世界仔」的性格;鮮明純粹地表達態度,直言不諱,痛斥其非,更是要不得。問題的核心看似簡單如「何謂好電影」,底子裡卻是條件式的「如何在(看起來)不帶政治或個人立場下拍出好電影」。誠然,含蓄委婉的性格乃是香港人眾多優秀品質之一,而不觸及任何政治或社會議題亦可以拍出好電影。可是如果身處動盪年代,在重大社會議題面前保持中立及緘默,甚至將如斯期望套在最佳電影的嘉許上,對公義的伸張又有何好處呢?

公義的重要性有如先哲阿里士多德所言:「在最好的狀態下,人在芸芸眾生中至為高尚;遠離秩序與公義,則使他至為差劣。」(意譯:“At his best, man is the noblest of all animals; separated from law and justice he is the worst.”) 根據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Sandel的分類,公義可以用功利主義(即效益最大化)、自由(即保留選擇的權利)、美德(即道德,文化,宗教等價值)的角度來理解。如果我們一如對待其他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議題般作出縱向思考,藝術形式如電影及其作用應否以功利主義計算衝量?社會到底有否給予一眾電影界從業人員足夠的空間和自由?在現今氛圍下,此片的團隊有否展現出值得鼓勵的道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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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上,世界如此澄明。紛擾過後,容我向〈十年〉團隊講一聲:恭喜,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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