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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中反抗?後 97 一代的「反逃犯條例運動」

2019/6/14 — 20:48

【文:陳潔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李敏儀(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6 月 12 日深夜,經過一天的佔領和政府武力清場下,仍有一班年輕人在中環、金鐘聚集,「不撤、不散」— 彷佛是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承諾。他們也因此承受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特首林鄭月娥在電視講話裡稱這是「破壞社會安寧、罔顧法紀的暴動行為」,是「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能夠容忍的」,「亦都不可能是愛護香港的行為」。這些年輕人真的不愛護香港嗎?在一次次和平示威都得不到政府真正的回應下,後 97 一代像被迫在絕望中反抗。

特首、高官和某些政客屢次在採訪和電視講話裡反覆稱年輕人被「推上前線做這些激烈的行為」,並要「關愛」年輕人,不要影響他們「日後的前途」。究竟這些年輕人為何會被「推上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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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回歸以後成長的這一代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輩,對這座城市有著更強的歸屬感,亦對她有更深切的關懷。從 2012 年「反國教」行動開始,香港的年輕人開始顯示出他們對政治的關心。這一年,針對政府建議推出的國民教育課程,中學生自發組織「學民思潮」,發起罷課、絕食抗議他們認為是「洗腦」的愛國教育」。這一次的反抗不僅促使港府擱置推出國民教育課程,同時也孕育了年輕一代的政治參與意識。

到 2014 年,「學民思潮」和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震憾全城的雨傘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場運動雖然由「佔中三子」首先提出,但是由「學聯」帶頭罷課,在運動的高峰期,亦是學生代表與政府展開對話。雖然雨傘運動沒有達到「真普選」的目標,但運動過程將「公民抗命」的種子植入學生心中。79 日的佔領中,學生在現場罷課不罷學、一起經歷民主生活,一起創造公共空間,共同承擔青年人的社會責任;雨傘運動後,有人投身議會,有人走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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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運動過後,年輕人的政治空間日漸收窄;當日的學生領袖命運各異,例如:本土運動領袖梁天琦因暴動罪正在服刑;前 「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三次入獄;青年政治組織「香港眾志」因主張「自決」被剝奪議會參選權。由此種種,當年輕人失去了正當的政治表達管道,政治訴求無法通過正常的方式實現,他們或因此陷入絕望,或有強烈無力感,致使出現大學學生會「無人上莊」(學生會選舉懸空)的情況。

政府不斷強調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但年輕人面對的,卻是政治參與空間不斷收縮的現實。現在,政府基於「陳同佳案」,以保護香港市民安全為理由修例,實際卻製造了「人人都可能是逃犯」的恐慌。政府反覆以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來解釋修例,也許小看了香港年輕人的分析力。當一次次和平、非暴力的「反對逃犯修例運動」都得不到實質回應,很多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可能感到,他們除了把運動升級、以身犯險之外,別無他選。

到如今,這些年輕人組織和參與的,好像是一場沒有領袖、失去願景的絕望運動。他們豈是政府口中被「煽惑」的無知青年?他們在這七年的抗爭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這次運動沒有領導人群的「大臺」,卻又見井然有序。金鐘、中環的現場,有年輕人負責派口罩,有人組織物資站,有人清潔現場,亦有人負責維持秩序,不禁令人問,他們是「暴徒」嗎?這個運動是「騷亂」、甚或是「暴動」嗎?

令人佩服的是,被連續打壓的情況下,不少年輕人繼續能夠積蓄力量,在絕望中呐喊,聲聲喊著「撤回」惡法,縱使這樣的呼喊,可能只是徒然。

97 後一代是在自由環境下被教養長大的年輕人,他們難以忍受「一言堂」的家長式管治,他們需要的是尊重,是讓他們發揮潛能的空間與機會,是讓他們的政治訴求得以實現的民主政治。他們反對 「洗腦式」的意識形態灌輸,對極度分化的社會環境不滿,對社會不公亦有強烈的憤怒。然而一次又一次,他們不是被說成是受外國勢力影響,就被認為是被煽動教唆,他們的獨立思考和自主性,也就此被埋沒。

如果青年人的熱烈政治訴求,繼續被視為一群被煽惑的無知少年的「任性」作為,香港社會的未來棟樑,大概只有繼續陷入絕望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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