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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的信:我理解的旺角暴力事件

2016/3/17 — 18:07

2月9日晚上,多場警民對峙在旺角街頭發生。

2月9日晚上,多場警民對峙在旺角街頭發生。

【文:張往】

各位同學:

所有歷史事件的發生,背後都有其必然性,但事情發展的經過和結果,還有不同人士在事後的觀感和看法,往往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讀歷史的重要價值是要鑑古知今,但從來沒有歷史學家會斷然宣稱未來的境況——那怕只是明天。Joseph Brodsky (1940-1996) 是我閱讀過的一位俄國流亡詩人,他曾說:「沒有任何東西是為未來而存在的。」那麼,我們面對社會當下所發生的現實事件,又該如何看待呢?我且嘗試從有限知識出發,為這次旺角暴力事件的發生提出其中一種理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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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九七回歸:深層次矛盾的形成和核心價值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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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從未經歷的時代——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完結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巨變的開始。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自此香港就不再只是「香港」了,它被重新定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香港」。在回歸將近二十年以來,這一政治現實,無疑讓一般大眾有愈來愈清晰可見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香港人不難經歷或感受到:與內地人的接觸增加 (新移民族群的形成、「自由行」政策)、本地政府與內地機關更緊密的聯繫 (中聯辦持續發揮對港管治的影響力)、經濟上對內地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 (樓市和股市的波動)等。

「深層次矛盾」早已不再是常見的時事用語,因為它已成為一種陳腔濫調。這些年來,從內地官方論述可知,中共政權看待香港的實用價值,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 作為建造國際級商業城市的藍本;(二) 作為對外展示「一國兩制」成果的視窗;(三) 作為容讓國內資本宣洩的渠道。國家領導人慣常地反覆指出,對「和諧」、「團結」、「維繫社會繁榮和穩定」、「發展民生,推進經濟發展」等理念的重視。由此可知,內地統治階層並沒有了解,或選擇無視,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全部。

作為香港人,我們無法否認高度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至上的發展觀念、激烈競爭 (以至弱肉強食) 的社會風氣等,全都是構成香港社會主流價值的重要部份。然而,我們同樣不能抹煞愛國思想與人文精神合流的傳統 (延續「文化中國」的精神、人們對故鄉的思念和鄉土中國的關懷)、政治理想的承傳 (華人世界民主潮流的中流砥柱)、法治的長期實踐、尊重包容多元文化等,這些也是香港公民社會帶領整個城市,面向時代的核心價值。

所謂「深層次矛盾」,在根本上是源自各方 (內地統治者、香港政府、香港市民) 對香港的定位和期望出現落差;隨著差距日漸擴大,矛盾所引致的混亂甚至衝突,就變得真實。

對於持保守態度的人來說 (包括政府領導層、建制派勢力、較年長的幾代人),「維持現狀」基本上已等同於「進步」,城市的成長歷程是可被重新複製的 (reproductive)——經濟有增長、社會穩定有如七八十年代,就是眾人的美夢。對於一部份人而言,他們的「美夢」仍未夢醒。「維持現狀」的條件是接受現實,「做一個世界仔」,追求被動地配合當下環境,例如中港融合、跟隨「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性發展;而非主動提出願景,積極地構想未來社會種種美好的可能。

相對而言,今日社會上年青一代的主流,以及過去公民社會的中堅分子 (包括少數知識分子、泛民主派、各大小民間組織),他們對於民主制度和自由社會的渴求是熱切而真誠的,同時亦體認到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受教育洗禮和時代啟蒙 (註),社會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了解與日俱增——早於八十年代,殖民統治者以及中共領導人亦無法迴避這普世性的政治思潮,因此《基本法》的草擬過程和條文,對回歸後的民主進程也有明確提及。

II.在你們出生以前的歷史處境

我出生在六四事件發生的一年。對我來說,成長經驗中每每出現有關「民主」和「自由」等關鍵詞。或許,歷史本身就是對人的啟蒙。

然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時代之火在中國內地,因六四事件被燃點,但很快就被撲滅。人民對政權的恐懼至今仍不可磨滅,而官方對社會的監控,亦隨著經濟崛起至今有增無減。過去香港曾有一股思潮,抱著讓民主回歸祖國的樂觀態度,對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滿有憧憬,甚至認為「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新時代的明燈。可惜的是,歷史早已證明每個時代都只是屬於那個時代——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都無法預見真正的1997年;歷史走向是前人無法預計的。

歷史上,專制和威權統治都有其自我強化的傾向,這是事實,但問題是:「革命又是否出路?」。踏入二十一世紀,內地經濟的飛躍表面上是成功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但人民對統治者的認受性及其執政的正當性是否有截然不同的見解,這是一個巨大疑問。香港身處當下的歷史情勢,既不可能脫離仍在冒升的中國內地,擺脫兩地融合政策的趨勢;而在習近平穩操大權的情況下,他亦不會容讓特區的管治有絲毫的「放鬆」和「示弱」。

III.民怨錯置的對象

無論如何,若把社會上民怨的積累歸咎於個別人士,是極其危險的事情——但實情是現在社會正強化這一意識,而對象則是現任特首,其中有意見認為他一直在背後煽動鬥爭和矛盾。特首很多時候只是一個代表官方的發言人,透過其身份傳達信息,對一般市民來說有更清晰的形象,令群眾獲取一個來自中央權力系統的指示或信號。有鑑於現時香港政治制度的缺陷——亦即距離真正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市民實在沒有理由樂觀地祈願,只要特首之位換上另一個人,政治和社會生態即會發生巨大改變。即使有如戴耀廷最近提出的「雷動計劃」成功執行,將主流民意轉化到新一屆立法會中,泛民主派取得過半數議席,但行政機關中領導班子的組成,只可能是「維持現狀」。行政和立法關係未必有根本性的改變。正因如此,社會領袖和有識之士,必須設法製造民怨聚合的出口,從現時針對個別人士或事件,引導至直面社會根本存在已久的問題本源。

從某一個角度上看,特首其實只是橡皮圖章,這從現時政府管治和施政理念的空泛和模糊可知一二。問責局長質素參差,政策諮詢制度失去實質效用,部門之間反應緩慢、欠缺溝通等,都可見管治班子的乏善足陳。行政立法關係陷入困局。司法系統受到干預,自主和獨立日漸受到挑戰,「一地兩檢」的實施很可能會成為現實;香港居民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則已成事實。民生問題積累,貧富差距擴大、貧窮人口持續高企、長者生活保障遲未落實、教育制度下的階級現象愈見明顯。以上種種的民怨來源,事實上都無法令人明白香港市民如何仍能保持克制忍耐——這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最大謎題。除非,事實真如有論者所言,「主流的香港人依舊是政治冷感的群眾。」

這次就寫到這兒,在下一封信裡,我會再進一步以少數抗爭者、信息鴻溝和建制機器等角度去談旺角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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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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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86年,香港仍有約一半市民只曾接受小學程度的教育或從未入學,直至2014年,社會上有兩成市民只有小學程度,但有五成市民已有中學教育程度。

作者簡介: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通識科及歷史科,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在憂患之中,知識分子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許是時代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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