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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架李波動機與清源行動

2016/1/27 — 13:15

銅鑼灣書店

銅鑼灣書店

李波被綁架案件,未因李波先前多次「報平安」的「親筆信」以及與其妻在大陸賓館的合照而平息。1月25日,出席廣東省人大會議的廣東省長朱小丹回應此事時,反問港媒有無自行向「主管部門」了解。他又聲稱會有「實事求是」及「公正」評價,不認為任何個案會影響粵港之間「整體關係」。深圳市公安局長劉慶生同樣被問到李波事件,拒絕回應。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李春生更臨時取消香港記者採訪環節,同樣拒絕回應。廣東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李慶雄被問到沒有回鄉證入境是否依法辦事時反問:「我有何好解釋?(他沒有回鄉證入境,省廳如何處理這事?)這些沒甚麼好說!(為何沒甚麼好說?)我剛剛吃飯,我要了解,拿個提綱給我,好不好?這些事相信執法部門依法處理。(怎麼依法?不需要回鄉證是否能入境?)這些我也不知道!(你作為副廳長你不知道?)是啊,我不了解就不知道!」

看完這些對話,我心中不禁泛起「與虎謀皮」四個大字。綁匪團伙又怎會給大家一個老實的答案呢?香港記者的專業值得充分肯定,但是綁匪團伙的回應全在意料之中。任何人妄想綁匪團伙自行認罪懺悔、透露綁架詳情、公佈人質地點、何時釋放人質,顯然不切實際。當這些人渣編排好一整套謊言、決定好如何處置銅鑼灣書店人士之後,自然會再度公開行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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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李波綁架案件若干事實環節已經相當清楚:李波不告知妻子不回家吃飯,不拿回鄉證,沒有出境記錄,突然人間蒸發,電話號碼顯示來自深圳,及後突然多次用親筆信聲稱自己身在大陸,但又不說自己確切身在何方,反而不斷強調他當時是以自己的方式北上大陸,還要求香港警方不要繼續調查。正常人都可以斷定:李波分明就是被綁架後,遭受持續恐嚇和控制人身自由。這種「越境綁架」正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同時也是對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執法權和司法權視若無睹,把一國兩制視為無物。這是一個嚴重違反香港法律的犯罪行為,有關罪犯應被通緝和繩之於法。朱小丹、李春生、劉慶生、李慶雄,都是站在第一線的犯罪嫌疑人。大家只要縝密調查,順藤摸瓜,即可逐步揪出幕後主腦習近平。本文稍後將會引述一條重要線索。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專政集團,正是香港的公敵、亞洲的毐瘤、人類的恥辱!

究竟為甚麼中共集團要針對桂民海、李波等銅鑼灣書店股東及成員?坊間有兩種說法:擁習反江論、殺雞儆猴論。我先把兩案並陳,俾便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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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擁習反江論

程翔先生在1月14日發表的《李波事件與中共整肅香港禁書巿場》一文中,表達了這種觀點。程翔認為:中國「禁書」市場已成為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境外延伸:「江澤民及習近平兩派利用香港出版自由的環境,發放一些對己方有利、對對方不利的訊息。雖說這些政治訊息有真有假,但其打擊、支援的對象是非常明顯的」。
程翔表示:一方面,銅鑼灣書店的書主要是「反習」,例如:《2017習近平崩潰》、《老江氣殺習大大》、《巨變將臨》、《大崩塌臨界點》、《軟禁江澤民》、《習近平和元老巔峰之戰》、《習近平二十年執政夢》等,而最後這本書更因表示習近平欲仿效俄羅斯普京長期輪替掌權模式而令人側目,涉嫌挑起輿論大戰;另一方面,以劉達文《前哨》為基礎的夏菲爾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吹捧習近平、打擊江澤民的書籍,堪稱「捧習」,例如:《習近平政權保衛戰》、《習近平人馬》、《百年禍國:從毛澤東到江澤民》、《擊潰上海幫》、《中共改革30年黑幕》、《中共第三代批判》等;另外,以法輪功為基礎的「新紀元」也出版了不少捧習反江的書籍。由於這次出事的是「反習」的銅鑼灣書店而非「擁習」的夏菲爾或新紀元,程翔推測這正是銅鑼灣書店被整肅的真正原因。

二、殺雞儆猴論

另一種說法認為:銅鑼灣書店人士被綁架,不一定涉及習江內鬥,反而是涉及習近平雷厲風行的殺雞儆猴式政治鬥爭,挑出一個「反動典型」,恫嚇全港市民,製造寒蟬效應,公然扼殺香港言論及出版自由,清晰彰顯中共核心的政治權力,為習近平師承毛澤東而推衍出來的「中國天下專政夢」及「全面赤化香港夢」作出必要鋪墊。夢中撫雪,麗澤群媛,已非重點;殺雞儆猴,風雨欲來,才是要害。如果你要問這樣做有何「法律」依據,中共就會拿起去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來跟大家耀武揚威,聲言一切批評或攻擊黨領導人的書籍都是「禁書」,侵犯「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既然這些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即可拘捕,問你怕未!
這個論點的主要論據是建基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獨家報導。該報聲稱取得一份涉及「廣東行動計畫」、日期為2015年4月25日的中共內部指示,由中共高層授權廣東省當局跨境執法,劍指香港的「政治類書籍」,要求從源頭上「滅絕」這些「非法」出版物,目標不只是銅鑼灣書店,總共有香港14家出版社及21本刊物同時被列入黑名單。我手上沒有那份黑名單或文件,但我相信夏菲爾、新紀元等所謂「擁習反江」的出版社及相關刊物,均極有可能在列,無一倖免,否則難以湊夠14家這個數目。中共針對它們逐一打擊,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後,香港《大公報》氣急敗壞,立即刊文反駁,從「如何竊取機密文件」、「為何只有銅鑼灣書店出事」、「為何中國不能取締非法刊物」三方面質疑該報的公信力,但卻回答不了「機密文件可能真實」、「出事者豈止銅鑼灣書店五人」、「為何中國要越境綁架」這些質疑。

三、綜合分析

究竟上述兩種說法,何者有理?我大致同意程翔先生把兩類不同出版社和書籍的歸納和分析,但卻認為:殺雞儆猴才是重點,擁習反江只是枝節。

事實上,從對付晨鐘書局老闆姚文田(2013)、《新維月刊》及《臉譜》負責人王健民、咼中校(2014)開始,直到銅鑼灣書店五人被綁架(2015),中共針對香港政治類書籍出版事業的打擊其實早已啟動,而且逐年遞進。以我認識的姚文田先生為例,他根本不是反習或反江人士,反而認為當年中國站在十字路口上,對習近平猶存一定期望,而且相當認同張博樹教授的溫和改革芻議,希望習近平能夠推動溫和政治改革。由此看來,「反習」不是共產黨擄人的唯一標準(充其量只是成為目前被優先打擊的對象),「講黨不愛聽的話」才是共產黨選擇性擄人的至高準繩。
誠如程翔先生所說:「雖然中共黨內高層不同派別都在利用香港這個禁書市場來發放消息,但中共對它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因為一方面人們可以從這個禁書市場窺見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生態,造成中共整體的被動,二來他們擔心這個禁書市場會對中共整體的執政合法性與執政安全造成威脅,所以必須取締。」「在台、港兩地分別發生太陽花學運和佔領運動後,當局擔心民主自由思潮加速傳入內地。」他的分析相當中肯,言簡意賅,點破中共擄人的真正底因。只要我們重閱《環球時報》連續三天批判銅鑼灣書店的文章,中共對香港政治類書籍「一網打盡、逐步取締」的立場已經躍然紙上,相當明確。知識人余英時教授更加直指:銅鑼灣書店事件令人擔憂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可謂把大局一語道破。

四、清源行動

去年啟動的「掃黃打非清源2015」(清源行動)也為我的看法提供了另一佐證。程翔先生的上述文章提供了這一方面的寶貴資料,特此轉述。2015年4月23日,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召開全國網上「掃黃打非清源2015」專題工作會議,指示要「全面清理和打擊港、台反動有害資訊、境外有害文化」,包括「查堵反制」各地出入境口岸來自港、台「攻擊黨的領導、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反動出版物及資訊」。網信辦副主任任賢良在會上強調,這次行動「事關國家網絡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文化安全,要充分認清當前面臨的嚴峻形勢」。他強調這是「持久戰」,必須堅決、堅定、堅持不懈地「打下去」。會議後,各省「掃黃打非」辦公室自4月開始接到指令,要求各省制定《「掃黃打非清源2015」專項行動實施方案》。「清源」的意思就是要求從源頭上清理這些所謂「禁書」,同時必須「深化查堵反制港台反動出版活動」,落實「守土有責」任務。換言之,既要「查堵書籍」,也要「反制出版」。這表示黨中央指示全國各省要主動出擊,幹點大事。越境綁架,因何而來,盡在不言中。

重看文首提到的那些中共幹部綁匪團伙嘴臉,香港人還要繼續「等待」和「啞忍」嗎?此情此景,換成其他正常國家,或者換成清末民初,早就已經有人發動暗殺和革命了!

事到如今,香港的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空間已經大幅萎縮。只要有任何關於共產黨、習近平、江澤民的政治評論書籍,表達對他們的不滿,出版社不敢出書,印刷廠不敢印刷。安全已經變得不安全,還說我們一直危害「國家」的安全。香港已經不再是我們早年熟悉的香港。風聲鶴唳,烏煙瘴氣。嘻笑怒罵,此情不再。要不要繼續寫、繼續說、繼續做,端視大家的毅力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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