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網絡制衡政治鬥爭

2015/10/28 — 13:55

【文:柯衍健 英國修咸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研究生】

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事件顯示出來自北京和其香港代理人的政治干預,已經滲入到大學院校管理之中。我與施家潤曾撰文詳述過中央對香港學術界的統戰工程以及公然打壓(詳見《香港革新論》第十二章)。副校長事件讓大眾意會到多名建制人士,甚至是一些與中央有政治聯繫的人早已植入到港大的校務委員之中,以牽強理由否決了陳文敏的任命。

港大事件引起的巨大回響,卻沒有使北京的在港代理人卻步。近日,梁振英這名兼任大學校監對院校事務念念不忘,委任了陳曼琪和何君堯成為新的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顯示了其「疾風知勁草」的特質。這些新植入的代理人未必會在所有院校的事情上處處干預,但他們只需要在關鍵的事情上顯示北京的喜惡,即能引起寒蟬效應,為學者和公眾帶來恐懼,以收其全權管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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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朝主義為了鞏固其政權穩定,其在港的政治操控只會有增無減。事實上中央在對港策略上早已築成了全方位的戰線。以牽強的理由干預院校任命是其中一種;以民間組織之名遊行到港大內誤稱校長馬斐森是「澳洲鬼」是另一種;在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中以一屋多戶或老人院中「被登記」等方式來創造「幽靈選民」(Phantom voters)也是其中一種。我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也深入研究了選舉、教育、學術自由、法律和新聞界中正面臨的赤化挑戰。這些全方位的政治操控在反國教運動後卻越趨普遍,數量多而覆蓋廣,而這些行為在公眾眼中也顯得粗疏難看。我們需要問,面對全方位包圍的戰線,香港人可以做甚麼呢?

以網絡包圍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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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中央統戰深入各個毛孔,滲透面廣得使人透不過氣來。面對強大的威權政權,《香港革新論》提出民間自治,在地抗爭,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和以社會包圍政權。然而,這些概念與以往香港社會運動提倡的抗爭運動不同的是,香港人要以具組織化的網絡來包圍中央的網絡,以抗拒赤化。

雨傘運動後,「去大台化」和「個人自主」基本上成為了民間抗爭的新論調。由領袖發號令那種由上而下的社會抗爭容易衍生認受性問題,在行動組織上難以再發起零三七一遊行、反高鐵和反國教那種規模的集體且單一的行動力。

另一方面,由組織理論的角度來看,中央的全方位戰線,也使單一集權的社會運動團體(unitary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難以回應由多元統戰戰略所產生的廣範社會問題。單一集權的團體專注力有限,往往每次行動所能處理和申訴的議題很少。就算單一集權團體嘗試在行動中關注大量的議題,也很容易弄成議題失焦,不利於群眾動員。

因此,民間自治須要革新,以高度組織化的網絡形式來重新築起新的守護長城,防禦中央在不同範疇中的赤化。所謂網絡,是指以不同關注範疇的團體所連成的同一陣線,各團體以守護香港主體性為己任來串連。網絡的好處在於其數量優勢,而且,網絡中每個單元都有自己善長和專業範疇,利於在同一戰線上分工和協調。

社運團體組織化

高度組織化是指這些關注不同範疇的團體在其組織架構上能夠有效發揮團體合作的資源優勢。這是要回應雨傘運動中提出的個人自主的運動問題。社會運動理論家Sidney Tarrow對個人自主的運動模式存疑,指出個人自主可會瓦解運動的力量(The autonomy of their supporters also disperses the movement’s power, encourages factionalism and leaves it open to defection, competition and repression.)。他更指出,社會運動本身就是要解決資源問題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s…to solve movements’ transaction cost problem)。高度組織化是要透過正規組織化和有系統的分工來提高社會運動組織的團結性、理性和效率問題。

香港社會運動並非沒有高度組織化的社運團體例子。近年最成功和著名的乃是學民思潮。學民思潮雖然以學生組成,卻有清晰的目標,領導層和成員的劃分,不同區域的總部,清楚的部門和分工,亦有討論和決策機制。當年學民思潮在反國教中冒起,他們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仔細分工「擺街站」,也派員處理成員間搭車接送的問題。可見組織化為社運團體在效率上帶來的好處。

相反,香港社會運動很大程度都止於義務參與。義務參與當然是社運團體組成的重要條件,不過其缺點是動機難以持久。組織化為這些「義工」帶來更清楚的分工和願景,有利於不同參與者之間的協調和帶來一致方向。

早前,副校長任命事件中有18個專業團體發出聯合聲明,包括思言財雋、保險起動、法政匯思、杏林覺醒、IT呼聲和社工復興運動等,正好反映社會開始形成了以網絡包圍政權的意識。若他們都能發揮效能,將可以為整個社運界帶來重要的力量。比如,金融界人士可以監察公共財政與開支,資訊科技界人士可以設計有利於群眾決策、群眾外包或群眾集資的軟件,法政匯思可在法律上提出建議等。

這些專業團體都有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不同的關注範疇。然而,以網絡築起的社會運動力量能否持久和有效,將視乎這些團體能否善用本身已有的人才,並透過組織化來釋放對政權監察和施壓的力量。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網址
Tarrow, Sidney (2011)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章原刊於《信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信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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