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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機緣巧合 但無悔初心 ─ 訪80後支聯副主席鄒幸彤

2016/1/19 — 14:39

鄒幸彤

鄒幸彤

【文:朝雲】

不懂物理,總是記不住楊振寧和李政道等名字;但念茲在茲,總是忘不了葉企孫和鄧稼先。

楊振寧載譽歸國,想見葉企孫(哈佛物理學博士),中共支吾。葉的學生曾助國民黨抗日,遭到株連,葉捱不過批鬥,已成瘋丐,流浪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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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畢竟見到鄧稼先。鄧在26歲便成普渡大學物理博士,8月20日通過答辯,8月29日返國,對美國沒絲毫留戀。但當二人重逢,鄧為研發核武患癌,已是風燭殘年。

李政道不願受洗腦,留在美國,奪諾獎,享榮寵;與放棄博士,毅然歸國的巫寧坤,從此天地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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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賢愚不肖,豈可憑此而論?究竟我們魂歸何處?哪裡才是屬於我們的家國,值得我們始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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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能否簡介一下你去劍橋讀地球物理的背景?

鄒幸彤:其實我成長係普通的家庭,香港出生,香港長大,中學讀英華女校。

小時候還不會想太多。係香港的教育制度下,自小讀理科,又鍾意行山,覺得幾好玩。

問:地球物理也可以在香港讀,為何選擇劍橋?

鄒幸彤:當時我已報讀港大。但老師說我成績 OK,可試試兼報英國的大學,結果得左。

(筆者忍不住刨根究底:「OK」嘅成績係…?連番探問下,鄒才尷尬地透露:…5A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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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劍橋已經由學士去到讀博,為何毅然離開?

鄒幸彤:轉變不是一時三刻的事。03年到劍橋,進入大學後會思考更多。科學雖然好玩,但是不是終生事業?係咪真係想成世係 Lab 度做?未必係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且劍橋好多勁人,尤其讀科學的同學,充滿求知欲,全副身心投入其中。我係劍橋研究地震,就係覺得做嘅嘢能夠幫到人,卻沒有那種純粹鑽研科學的心。漸漸發覺自己並非想走這條路。

讀博士時剛好遇上汶川地震,Lab 的氣氛可謂「興奮」,因為這場大地震可以提供大量訊息作研究。唯獨我去擺籌款箱支持災民等等,令我覺得自己根本不適合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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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不是拍戲般臨到博士答辯才走人吧?

鄒幸彤:…不是,大概還要兩年。

問:記得董橋寫過名校逸事,好像就在劍橋。劍橋圖書館本來免費提供紙張,後來取消了。因為很快會被人拿光--紙上有劍橋的校徽。

世態炎涼,跟紅頂白,所以才有盧寵茂等校委,和讀野雞大學買博士的建制。就算報紙本不欲刊登投稿,但見「劍橋大學博士」,也會青眼有加。有了名校博士頭銜,畢業後轉投其他事業,依然無往不利。

你已經走上康莊大道,事業可期,去到博士之際,才拋棄前功,從頭再來,難道沒有以上的考慮和掙扎?

鄒幸彤:其實有計過。何必再嘥兩年,去做無關前路的事?要轉行就要趁早,諗清楚自己想行咩路。如果花咁多時間讀個 PhD,到頭來卻做其他事,自己也不好意思。不是自己想要的,就無謂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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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從英國回港後做什麼?是什麼促成你的轉變?

鄒幸彤:因為在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參與 NGO 做義工。發覺人權、NGO 等工作,是自己興趣所在。

不同時下後生仔,當我還是中學生,媽媽頂多帶我去六四晚會,只有起碼的關心,但也是一種啟蒙。

去到英國,當地沒有悼念,自己就在宿舍上網,重溫過去的轉播。覺得劍橋也有不少香港、中國留學生,為什麼不做點事?於是主動去找英國的支聯會,也在英國認識不少民運人士。

2010年回港後,我先在支聯會,做了幾個月的時薪打雜,再加入中國勞工的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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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幾時決定要成為大律師?

鄒幸彤:初回香港,其實想做 NGO。方向還未確定,由助學、環境到勞工,不同範疇都申請過,但我希望工作連繫人權,而且更加在地,經朋友介紹,選擇了勞工。

同之前一樣,我好少下定決心做什麼事,一切都是機緣巧合。

NGO 要處理很多工人的維權案。我入職後第一個月,便被「掟」往內地聽審,協助工友,自己卻一竅不通。硬著頭皮頂硬上,亂咁自學又唔係幾好,就去港大報法律嘅 course,報吓報吓先行到嚟依度。

問:你這樣說會傷很多大律師的心。

鄒幸彤:都唔係求其嘅。我和大部分人一樣都係讀四年,有些人更快可以三年搞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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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在本土思潮慨莫能禦,你為何甘當大中華膠?

鄒幸彤:而家「中國人」依個 term 好犯忌,我不知怎樣用其他說法。但我真的在中華文化圈成長,由夏商周的歷史,唐詩宋詞到武俠小說,係會有感情。不屬於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而係文化圈的一員。

另一方面,去到英國留學,會更加意識到,自己與當地人不同,會更加強烈地尋找自己歸屬。

問:但如今時移勢易,很多老一輩的民主派,都覺今是昨非,本土才有出路。

鄒幸彤:我從不反感本土。我覺得身份認同不是排他的,係有混合的身份認同。強調香港的身份和文化係好事,香港人的身份其來有自,不必同時否認中國歷史的背景,並存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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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不少人都狠批支聯會。老實說,有些地方我也頗為不豫。

比如戴聖誕帽去中聯辦,去時代廣場唱歌等等。重覆、單一尚在其次,看來兒戲是更嚴重的事。中聯辦一向冷清;時代廣場則燈紅酒綠,盡是購物玩樂的人,一千人中不會有十人在乎。

我寧願你們在大學認真搞活動,例如開講座研討禁書《走出帝制》。無論如何,支聯會的活動都屬小眾,但後者起碼接觸到像你般有心的人,也能換到更多尊重。

還記得去年六四晚會,主持說「我地下年再見」,聽過後真的不舒服。

鄒幸彤:支聯會要改進的地方真係好多好多。但支聯會的緣起自有其初衷,我們要對得住初心。無論時代怎變,這點不能退讓。

一般 NGO 起碼有十到廿個職員,但多年來支聯會只有一個全職員工。依賴義工而能夠做的,往往就是一次次的遊行示威,難以從事長遠的工作。我們正嘗試令活動多元化,問題係資源有限。沒有錢擴充職員隊伍,還是要靠義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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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除了手法,真正受衝激的,是支聯會的核心理念。

支聯會要面對不可逆的困局。廿七年前的夏天,畢竟是上一代的事,到得三十年就不免成為歷史。

無論打倒共產黨,還是結束一黨專政也好,俱非一時能夠見功,但89年已經漸行漸遠,不復是下一代的集體回憶。他們自會參與其他運動爭取民主。三十周年後,六四晚會的人數一定愈來愈少,再難逆轉。

六四晚會的本土化迫在眉睫,必須與香港當下的民主運動重新扣連,否則難逃式微的宿命。

李波被擄,正是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的銜接點。一位香港太太失去了丈夫,患自閉症的孩子失去父親照顧。港人的反應卻完全不成比例。

支聯會對未來有沒有更大的危機感?有沒有考慮過因應事態,可以有更進取的行動?

例如我便思考過,若到六月中共仍未放人,支聯會就宣布這年不再去維園,轉往政總。起碼有新的嘗試,包圍到政總一夜;有新的轉折,六四晚會才能再次連繫香港的民主運動。

鄒幸彤:某程度上我也同意本土派說,中國民主運動不應主導香港民主運動。啱,但不等於就要對立。李波被擄,反映兩地的民主運動,有千絲萬縷的關連。

去年六四晚會的重點,就是內地眾多維權者因聲援傘運被捕。我覺得應該互相支持,而唔應該「我搞我嘅,你去死喇」。

新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弱,我覺得很自然,也不是壞事。你可以覺得,關注中國民運,與關注非洲貧窮係同一回事,不必同非洲有聯繫才關注。

我不能代表支聯會,但個人始終覺得,儀式也有積極意義,維園的六四晚會,不宜因當下的事就中斷。

兩者應該相提並論,但不應該因為六四晚會人多,就利用參加晚會的群眾,去包圍政總,道德上不太恰當。call 人應該光明正大,為李波去圍政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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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係大型運動,須要有動員力的人和團體「孭飛」,否則終究不成氣候。

鄒幸彤:行動終究要看時勢,有沒有事成為最後一根稻草。若果沒有準備和醞釀,call 極都 call 唔到,就會淪為示弱。

我承認要有號召力的人和團體,敢於承擔「吹雞」的職責。現時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片混亂,很多人都不敢說自己想說的話。

但民主的要點,就係所作所為,都要向持份者負責。既然要求政府民主,自己的言行也要向大家交代,應付不同人的責難。大家都要有胸襟,企出嚟發揮影響力,就要預左俾人鬧,回應批評。

我都好想知道,有沒有更好的行動能夠營救李波。除了李波,還有很多人因維權被捕甚至被虐,可惜都乏人關注。我一樣沒有答案,唯有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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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最後一個問題。689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你怎樣回應?

鄒幸彤:我仲未放工,就係處理緊司法覆核,攞證據出嚟。

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已經羅列數據,說得很好。香港的司法覆核,門檻已經比其他地區為高。

司法覆核的存在,就係要監督政府,政府當然會覺得煩。但沒有這個程序的政府,咪就係一個獨裁的政府。

鄒幸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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