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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未解決

2018/12/20 — 21:12

鄭若驊

鄭若驊

上文從律政司聲明分析為何其對 UGL 案的解釋難以說服公眾。筆者今日再作一些深層分析。

首先,筆者留意到律政司聲明寫道「未能確立戴德梁行不同意梁振英接受這些款項」。律政司這裡用一個 double negative 去講述理據,即「無人話比梁振英收錢」,但同時亦證明「控方無法在庭上證明梁振英無被授權去收錢」。

這裡寫的是防貪條例中最重要的 principal consent,即主事人(簡稱「老細」)的授權去收授利益。咪以為這個 principal consent 很簡單,「無授權咪無授權囉」。這裡面牽涉的法律問題以及舉證操作可以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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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是,時任戴德梁行董事的梁振英,其授權單位為董事局。萬一戴德梁行董事局並無就有關收授利益定明清晰指引時(明顯無,否則律政司聲明不可能寫個 double negative),廉署蒐證時就需要與時任戴德梁行董事的各人落口供,目標是「有過半的董事否定會授權」,同時這些董事「又同意上庭作供」。

問題來了。筆者估計戴德梁行的董事局部份成員可能來自海外。廉署調查員要向他們取證,本身在這些國家沒有直接蒐證權,需要由當地執法機構協調,這首先已經增加蒐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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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當時梁振英已貴為特區首長,在香港及中國的憲制有特殊地位,到底這會否影響這些海外執法機關協調調查的積極性呢(直啲講,假如個董事係澳洲人,澳洲唔想同中國反面,澳洲總理會否叫澳洲警方消極處理)? 

第三,就算廉署成功聯絡上海外的證人,這些證人身為跨國集商業集團的領導者,必提供證據時必然先徵詢律師意見,如是者他們也會知道自己與香港市民不同,沒有協助調查甚至是出庭作供的責任。如果董事中有部份因此或其他原因不願配合調查,律政司真的最後會因為無法在法庭上「無可置疑地證明梁振英未獲董事局授權收授利益」,而導致證據不足以起訴梁振英。

如果上述原因屬實,確實會引致此案調查經年。如比較曾蔭權案,當年由調查至檢控,經過約三年半;梁振英案則是四年。曾蔭權案也有跨境調查元素,而有說是因為律政司花了很長時間徵詢海外專家的獨立意見,才造成如此長的調查時間。這裡面也有可能是 UGL 案早已調查完畢,但在等周浩鼎案結束才可一併公佈。這樣看,梁振英案窮四年調查,雖然不正常,但也不完全不可能。

說到這裡,好像是為梁振英翻案。

但……

如果上述的確為調查的案情的話,那麼律政司諮詢海外專家取其獨立意見就必然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實情如是,或是任何很明顯的理由的話,以這個方法處理必然還梁振英一個公道,鏗鏘有聲,眾口莫辯。在這情況下,更加要多找十個八個海外獨立專家給法律意見,以令梁振英清純如水。如今律政司的處理方式令梁氏更加水洗唔清,由此可見案情並非如此清晰,才會令律政司「收而不發」。

再加上前文寫到的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黃金枷鎖,以及周浩鼎案的完全不合理處,筆者藉此推斷出 —

律政司故意放生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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