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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689 之後 下屆特首最好是 601

2017/2/22 — 6:33

梁國雄、曾俊華、胡國興、林鄭月娥、葉劉淑儀

梁國雄、曾俊華、胡國興、林鄭月娥、葉劉淑儀

小圈子特首選舉形勢未明朗:獲「欽點」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選;最有「民意」支持那位,湊夠提名票也有困難;餘下的能入閘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個堪稱有理的提名選擇(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慮,則還有第四個(葉劉),是以坊間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縱連橫,既有精算思維,也包含各種政治態度。如果把民主派選委的複雜性也算進去,以筆者有限智力,實在無法推導出甚麼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梁振英當政,給香港帶來嚴重損害。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僅以689票當選,而且是靠了西環發功;既無當權派大多數實質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醜聞纏身而極速跌破紀錄,所以做起事來很多阻滯,他那「大有為」的破壞力因而受到制約。因此,689之數雖是他的個人恥辱,卻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試想,他那年若以800至1,000高票當選,當權派空前團結地支持他施政,則不待甚麼廿三條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陸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陸更大陸。

複雜問題簡單決 着眼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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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教訓香港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越低越好,最好僅僅過半,即以601票當選。這個數字後面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當權派,其中敗選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對抗,往往能產生政治上的負負得正。這就提示了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樣做才最可選出一個601呢?答案簡單之極:盡量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2012年那次一樣,鬥個死活。具體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覺認為的那樣,保證曾及葉劉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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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三個當權派入閘,票越分越薄,一輪投票定勝負的話,勝者便很接近601。若需兩輪投票,第二輪若是如一般認定的「奶媽對薯片」,便幾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這次更勢均力敵。原因是,奶媽有西環全程壓陣,薯片便是贏,也會是僅贏;但薯片不會太弱,因為「真的唐派」已經苦撐五年,這次不全力搏殺、再衰五年的話,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媽,會止於提名)。

筆者說的便捷策,中文維基有另外一個叫法──「啟發法」,意指依據有限知識或不完整資訊,依賴經驗在短時間內找到的處理問題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點,幾乎不可能是理論上的最佳策,卻簡單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提示讓哪一個參選人當選。另外一個弱點,是不與民意掛鈎。

其實,在本地的小圈子選舉裏用此法,這兩者都不一定是弱點。比方說,若林鄭當選,會延續梁振英的高壓反民主政治手腕,社運人要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卻會激起第二波分離主義思潮,更深入影響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況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撐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當權派和公務員的一大半反對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進一步激起民怨。

曾當選,社運人或也可有一陣子「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在相對懷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運動可能反而敗於溫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鄭固然不懂經濟金融國貿,最終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經濟而不自覺地延續深港一體化等融合政策而輕忽了背後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說,以曾的圓滑手段和比誰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比林鄭和葉劉都更到家。

西環說不出為何林鄭好

因此,誰當選特首對香港比較好、對民主運動及二次前途問題的解決更有利,都是說不準的。一些民主派要幫這個入閘助那個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參選作手段,宣揚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筆者都認為無可無不可,大家可以各顯神通,不必因之而傷了民主派內部最近稍多了一點的和氣。專制政權底下,誰掌權並不最重要,民主派卻必須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這次有京官試圖全程操控特首選舉,搞出的疑點特別多,滿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決心炒了梁振英魷魚,理應是對他的不滿大大超越了他對北京的貢獻;當時,港澳辦中聯辦那條線大感意外,但其後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鄭上位,卻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兩辦是欣賞她與梁特的共同點,那麼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兩個分裂了的「中央」,互拆牆腳;兩辦(一般認為是江派)負隅頑抗,另外那個「中央」(習派)則一言不發暗裏發功。

這個說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圓滿解釋為何有些參選人斗膽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與中央另一派對着幹,為何江派明推林鄭但習派卻只是暗撐曾。

姑且以此說為真,分析習派的想法。習是當今領導,每天最關心的事情,一是大陸經濟,一是中國的東、南方面地緣政治(從朝鮮半島、日本、台灣、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圍圈)。內政問題如藏疆等地的獨立運動等,幾十年來高壓對付行之有效,習不會太擔心;港獨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圍圈上的中心點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國與西方的唯一一扇經濟窗戶。這樣看,香港自是在中國本身經濟和地緣政治出問題的時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把香港變成一座以反港獨為主要任務的政治城市,經濟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對習而言無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當然可以降調,但經濟上要放眼世界靠攏西方,他就無這方面的辦法和能力,西方也不會賣這位「地下黨員」的賬。至於女版689,則更為不濟;梁特起碼懂得量地度價,她就連這個也不會。曾有能力發揮香港的經濟潛力而有助中國,因此若說他有習在後面挺,也不無道理。

添煩添亂 習頭痕

那麼,到底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嚴重呢?本文只能簡單談經濟問題,地緣政治以後再說。

一、央行外匯存底跌破三萬億美元心理關口。《華爾街日報》估計中國一月份外匯存底只減少十億美元,但結果減少是估計的12倍,可見各種外匯管制手段都幾乎無效,今年必須加碼才能防止人民幣急跌。

二、信貸繼續猛增,北京無法壓抑。去年北京央行「閂水喉」,特別是收緊銀行對私企的貸款,目的是壓抑房地產和股債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信貸資金殺出另外一條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國非公營環節貸款猛增,資產市場又回暖。這條血路就是所謂的「委託貸款」,指由銀行安排的企業對企業貸款;一般是私企向擁雄厚現金的國企借錢,由銀行拉攏借貸雙方以及處理有關的資金往來,但不負責評估信貸風險。去年一年,這種信貸增加兩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潤很高,借給地產環節的,年利率可達30巴仙。然而一般國企不像銀行,缺乏風險評估能力,很多時不熟悉借方償債能力和所在市場的風險,會導致系統出現危機。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認為的嚴重。今年北京春晚傳出完全開放生育的訊息,其他渠道也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長期人口增長目標,背後其實是極為嚴峻的人口和勞動力減縮前景。國家統計局數據指,2010到2014年的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終身育孩數)分別是1.18、1.04、1.26、1.24、1.28,平均為1.2。2015年跌到1.05,低於全世界199個國家的2014年數字。

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要保持人口長期平穩,TFR一般應該是2.1。考慮到中國的出生性別男高於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當於發達國的1.0。這個數字若持續一代人(一般指25年),則下一代人口數便只有這一代的一半還不到。中國人口收縮之快,可想像為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其實,上述各年TFR統計數字還很可能偏高。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規模生育調查,抽樣比例是30%的育齡婦女,理應非常準確;結果顯示當地的TFR只有0.81。
開放和鼓勵生育的政策起碼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無奈大陸計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罰款是部門收入來源(更是貪污財路),鼓勵生育則要龐大支出。有此不等誘因,所以計生委專家的TFR估算,一直以來嚴重偏高,直至最近還堅持1.5至1.8的浮誇數字,就是為了營造「控生政策沒啥大問題」的假象。不過,政策改為鼓勵生育,正面效果也很微弱。2015年是開放「單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陸專家不少認為會出現新增人口高峯,該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萬。然而,2015年實際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還减少32萬。

大陸同樣需要「休養生息」

鼓勵生育困難是世界性問題,在中國尤其不易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以典型三代五人雙職工家庭為例,多生一孩,淨撫養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間代多生一孩,家庭要變成單職工的話,淨撫養比更急升140%,這不是大陸中產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輕易應付的。幾十年來一孩政策造成的經濟毒癮已經無法改變。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收縮,在日本這個技術發達國也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多年來的GDP增長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勞動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樣的人口問題,困難便大得多,政策上還要堅持GDP6.5巴仙的增長並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還要全國總動員支持打仗,應付得來嗎?看來,要「休養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一大堆,碰上特朗普當美國總統,實在難應付。大家看他處理香港現階段問題,是要一個「好打得」的人繼承689路線,撕裂當權派、公務員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挑起分離主義思潮第二波,把「休養生息」也當作大逆不道的東西狠批?理應不至如此,但共產黨人的德性,誰說得準?

 

原文2月15日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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