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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孫大砲

2016/11/15 — 11:39

習近平與孫中山

習近平與孫中山

今年11月12日是中華民國首位臨時大總統孫文的150歲冥壽。有些話還是不吐不快。篇幅頗長,國粉慎入。

習近平

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標榜孫文的所謂「愛國主義」,「緬懷他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勳,弘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好一副無知無畏的樣子。他主要談及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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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統。習近平指出孫文強調要「振興中華」,「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總之,習近平就是說:你們崇拜孫文,就應該尊崇我,因為我是支持、合作、繼承孫文的世界冠軍,我已經攀上了歷史顛峰。

(二)國情。習近平突出孫中山「不泥古、不守舊,不崇洋、不媚外」,強調「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因此「改造中國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又「從不拒絕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總是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努力趕上時代潮流」,「無論是從社會改良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民主革命者,還是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都體現了他敢於突破局限、不斷自我革新的可貴精神」。總之,習近平就是說:我學習孫文,充滿自信,想怎樣就怎樣,抄也對,不抄也對,改也對,不改也對,如果你說我不對,反正就是你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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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獨。習近平宣稱孫文始終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論和行為,進而表示「台灣任何黨派、團體、個人,無論過去主張過甚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總之,習近平就是說:「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孫文要統一不要分裂,我也是這樣,所以誰要搞港獨、台獨、藏獨、疆獨、蒙獨,就會成為背叛孫文的過街老鼠。

習近平的整個發言稿,根本全是在法西斯思維主導下的獨裁專政謊言恫嚇垃圾渣滓。我不擬多談「道統」及「國情」這兩點,因為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三序構想(軍政、訓政、憲政)、先知先覺、訓政保母,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說法和做法根本差異極大,完全不值一駁。

我比較好奇的是習近平如何得出孫文反對分裂國家這個莫名其妙的結論。習近平高舉孫文,標榜孫文是反分裂國家的中華歷史楷模,其無知、無能、無畏程度,簡直令人感到可恥、可笑、可憐。

畢竟,中國共產黨本身正是不斷煽動獨立(弱勢時播獨、強勢時反獨)的政權。讀者可自行參閱程翔先生《諸獨根源皆中共》一文,資料相當翔實。我在此不擬重複,反而想指出孫文本身也是「賣國賊」!國粉、孫粉對此肯定感到不高興,往往是源自他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至於習近平這次大放厥詞,鼓勵大家學習孫文,正是自暴其短,咎由自取,公開呈現自己的無知與弱智。

大砲

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在2006年對於孫文在「聯俄容共」(中國百年災難的起點)之前的一系列主要賣國行徑,已經做了相當翔實的資料整理,現在另外加上我蒐集的其他資料,逐一鋪陳如下。此外,我也在文末補充了關於孫文臨終前聯俄容共勾當的賣國禍國行徑實錄。國粉們、孫粉們,看完之後,料必哭崩、氣炸。悲憤過後,面對真相,回頭是岸。

一、福建劃給日本

1900年,孫文為了策動廣東獨立,竟與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暗訂密約。在日本支持下,孫文聯絡日本軍人及浪人發動惠州起義,由義軍故意佯攻廈門,引來日軍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後允劃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後來,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加壓力,英美軍艦開赴廈門近海向日本海軍示威,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後,嚴令兒玉源太郎不得輕舉妄動,並且驅逐孫文,因此孫文功虧一簣。究竟是誰在勾結外國勢力,是誰在搞分裂閙獨立,彰彰甚明。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說好不好呢?

二、華南租給法國

約在1900年6月初,革命尚未成功,孫文「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為交換條件,孫文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1903年1月,孫文抵達越南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為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更有甚者,1907年,孫文再度親赴越南,獲法國殖民當局協助,發動廣西邊境一系列起義,與法國軍官攜手親自在鎮南關外開炮轟擊清國軍隊。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又說好不好呢?

三、滿洲送給美國

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布思會談,三人成立一個「辛迪加」。孫文任命布思為「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則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為四期攤付給孫文」。有價有市,不是賣國,那是甚麼?孫文真是我們的榜樣嗎?但是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應該怎麼辦呢?

四、優惠獻給英國

1911年武昌起義後,孫文沒有先回中國,反而輾轉來到倫敦,尋求英國政府幫助。孫文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給予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承諾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而對日本的態度也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府寄望於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習近平還要大家學習孫文嗎?

五、滿蒙賣給日本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會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人已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滿洲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此事一波三折,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拒絕以金錢收買滿洲而告吹。

無論如何,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所言,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文曾在勸進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記錄共十條,交涉對象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

總而言之,孫文把滿蒙及當地人民算作甚麼?五個大字:任日本取之!孫文既要滅滿興漢,後來又主張五族共和,兩者前後矛盾,豈非精神分裂?習近平要大家學這種人,居心何在?

六、央行送給日本

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力讓給日本人,更是孫文的一大發明。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實際上是過渡政府)成立後不久,孫文致函曾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

十天後,阪谷覆函孫文:「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而「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還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 。此外,重要人事「任免全權」交予阪谷。

孫文輕率妄為,差點喪權辱國,財政大權盡棄,幸好沒有辦成。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也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凡此事實,證據昭昭,無從抵賴。習近平難道呼籲把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交給日本政府來接管嗎?

七、與袁對日爭寵

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遇刺後,孫文一口咬定袁世凱是兇手(事實真相是孫文具有殺宋教仁的動機,而袁世凱則沒有),堅持不經司法程序,不聽黃興勸阻,發動二次革命,圖謀奪權,當然失敗,亡命赴日。孫文不知自省,竟然認為「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更加不惜代價,跟袁世凱競逐日本支持。

19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在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全文公佈孫文在1914年5月1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賣國信,聲言「只要你肯貸款給我,我給你的條件,要比袁世凱給你的條件更加豐厚」。信中要點有四。

(一)賣國: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均可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二)損人: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只是「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三)利己:自己友不掌權,中國不可能安定:「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四)勾結:勾結日本勢力,協助顛覆政府。「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畢竟勢孤力弱,當然無法打動日本首相。黃興斥之為「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禍根在孫文。難道習近平要鼓動中國人做足上述四點嗎?

八、超越二十一條

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孫文竟然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升級賣國。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後來激化五四運動),幾經討價還價,日本政府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於5月9日無奈地表示欣然接受,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日本,激起全國憤慨。原國民黨人及革命黨追隨者紛紛主張一致禦侮。林虎、熊克武、程潛、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反對假借外力,決不輕言革命。然而,孫文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其荒誕主張。

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張造正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中日盟約》草案和這封信,跟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截然不同。

孫文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也全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換言之,孫文勾引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排除其他國家。

在外交方面,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如果孫文成事,中國立即淪為日本的附庸國。如此賣國,日本政府已經徹底看不起孫文,以及孫文信中所寫的支那,變相助長日本後來全面侵略中國的野蠻動機。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張造的信:「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孫文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為主要合作對象,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對二十一條內容顯示是知情的。自當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獨先生於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孫文於是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為自己的沉默辯護,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係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為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但在四天之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

由此可見,孫文簡直是個大騙子,自己賣國,還要說別人造謠。畢竟他的這些賣國證據,都可以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並非稗官野史。當然,日本政府最後沒有理會無權無勢的孫文。孫文只成為了日本威脅袁世凱的魔影,或者只是日本對袁世凱談判的籌碼。孫文的指望再次落空。

九、滿蒙再誘日本
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戰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為誘餌,希望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晤時明確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事實上,當時日俄早有密約,瓜分滿蒙領有,亦即日本事實上已經領有滿蒙。日本政府又何需付錢給破落戶孫文,去換取孫大砲的嘴皮承認?孫文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要騙取日本政府回應,變相給他一個收受外國政府回應的名份,標榜自己才是中國正統,簡直恬不知恥。

十、密約美日商人

及至1920年代,孫文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香克將幫助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而「作為回報」,所有經香克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產生純利之三分之一 ,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得百分之二十五。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砲、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為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此事當時已經引起包括海南島在內各地人士的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而且《申報》和《華字日報》 等報刊也曾連續追蹤報導。

十一、提倡獨裁人治

1920年11月,孫文要對新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實行「章程改正」,宣稱「黨原本就該是人治,而非法治」;「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作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這完全是沿襲數年前流亡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命令追隨者發黑幫式毒誓效忠孫文的流氓套路。

孫文還在《三民主義》一書中強烈批判西方啟蒙思想及新文化運動:「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正如當時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言,孫文實際上不理解新文化運動。不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序構想被寫得如何複雜繁瑣和天花亂墜,孫文內心的真實世界觀,絕對反映在上述言論當中。

十二、聯俄容共起禍

當孫文接觸到蘇聯共產國際,知道要錢有錢、要砲有砲的潛質之後,他的言行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開始有奶便是娘,擁抱新文化,擁抱錢和槍。

據汪精衛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孫文是在馬林訪華之後,才發現當時蘇俄的「新經濟政策」跟自己的民生主義實業計畫相當類似。不過,孫文更感興趣的,卻是蘇俄共產黨的革命與組織。1923年11月,孫文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演說時指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當然,除了組織原理,孫文更感興趣的是資金和軍事援助(武器、政治顧問、軍事顧問、黃埔軍校)。正因如此,孫文與以列寧為首的蘇共一拍即合。

聯俄容共,始自1922年8月共產國際《致駐中國南方代表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承認國民黨為革命組織」,「共產黨員必須支持國民黨,特別在國民黨內,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分子與手工業勞力發聲」。共產國際更加要求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不解散共產黨,由國民黨「容共」,共產黨員擁有雙重黨籍(跨黨),開展所謂「黨內合作」。

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正式發表:為實現國家統一與完全獨立,中國可以期待蘇俄援助,國民黨與蘇俄共產國際合作自此拍板定案。孫文勾結蘇聯成功之後,在同年3月成功驅逐主張聯省自治而治粵有成的陳炯明,在炮火中回到廣州,成立第三次獨裁廣東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最後搞到廣州人雞飛狗走。畢竟蘇共眼見形勢大好,願意提供二百萬盧布,有意在中國北方或西部之省設置作戰機關,提供八千支日本式步兵槍、十五支機關槍、四臺大砲、兩輛裝甲車,設置軍事學校。孫文當然噴飯後爽快答應,任命蔣介石前往莫斯科,向托洛斯基學習紅軍的組織原理,然後回到廣州創建黃埔軍校,擔任校長,催生國民革命軍。孫文在失落總統寶座之後,幻想奪權這麼多年,終於露出了一線曙光,不禁令他欣喜若狂。

後來,蘇共幫了孫文最關鍵的一把。1923年底,共產國際派遣政治顧問鮑羅廷引導中國國民黨「改組」,設置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從表面上的孫文一人獨裁黨制,轉變為貌似由委員會協商民主式裁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度。然而,所謂投票其實只是形式操作,實際上是必須從孫文準備好的候選人名單中選擇,然後舉行純粹儀式性質的投票。這正是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本是同質同構的最佳證明。兩者均聽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及至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議決了新黨章,規定「本黨將以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為總理」。孫文成為了永遠的總理,至於金日成也只不過是後來的模仿者。自此之後,侷限於廣東的領袖獨裁的黨國制度隨之展開。

聯俄容共的最後結果,當然是導向孫文在1925年死後蔣介石在1926年開展由蘇俄幕後操控及資助的北伐戰爭,以及由蔣介石在1927年建立起清黨、剿共後完全的黨國政治體制。民國,至此淪亡。後來,蔣介石專政、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毛澤東極權,完全離不開孫文的聯俄容共、黨國體制,以及共產國際的強力操控。孫文聯俄容共,獨裁霸道,引狼入室,貽禍百年,至今不息,該當何罪?

孫文最噁心的部分,莫過於以下荒謬的想法:天賦人權說有問題;人類不是權利平等(需要區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中國人民太過自由;代議體制絕非理想;成立共和國後要讓四億人當皇帝;「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甚麼政事都付託給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我們應該把國家大權付託給賢人,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

看著這些說法,大家現在還不猛然醒悟嗎?搞到最後,習近平與孫大砲倒是真的有點惺惺相惜。孫文死後的國民黨獨裁、共產黨極權,禍首是蘇聯,買辦是孫文,根源在於此。

總結

綜觀全局,難道習近平、梁振英之流真誠地呼籲大家學習如此真實的孫文嗎?學習孫文搞革命?搞政權?搞獨立?搞騙術?搞幼齒?搞女人(大月薫、淺田春、盧慕貞、陳粹芬)?棄女兒(宮川富美子)?還要學習孫文面向日本人時,常把「支那」掛在嘴邊?習近平呼籲大家學習孫文,其「辱華」、「煽動顛覆政權」、「煽動分裂中國」行徑,豈非昭然若揭?

有人或許會用「瑕不掩瑜」或「功大過微」來評價孫文。請問:難道上述事蹟都是小瑕疵而已嗎?大家千萬不要是非不分,真假混淆,渾渾噩噩地捧著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吟誦,盲目終此一生。畢竟,孫文的「瑜」是甚麼?真的「瑕不掩瑜」嗎?請大家擺出事實和證據理性討論,千萬不要擺出「國父」、「偉人」等不可挑戰的姿態來嚇唬人。

有人還會說「只是小瑕疵,惡果未遂(未完成)」。請問:如果孫文當時真的當權,導致惡果既遂(已完成),那還得了嗎?如果惡果未遂就是小瑕疵,包括劉曉波在內所有背負著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當然只是被構陷的罪名)的人,都應立即被無條件釋放。如果惡果未遂不是小瑕疵,而是大問題,孫文即有大問題,現在公開吹捧孫文的習近平就有更大的問題,應即就地正法。

綜觀孫文一生,他的確有鼓吹共和、籌款革命、傳播思潮、撼動滿清帝制統治威信之功,但在行動上卻沒有真正推翻滿清(清帝遜位是袁世凱政變的結果,辛亥革命時孫文正在美國潦倒生活),而且孫文始終欠缺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序構想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胡堆亂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頑固倔強、折衷思考、能言善辯的人而已。所謂二次革命、中華革命黨、廣州軍政府、自封大元帥、驅逐陳炯明、聯俄容共,更是禍國殃民之舉,進而開啟史無前例的中國百年沉淪悲劇。孫文功不補過,堪稱民族罪人,絕非國父或英雄。

孫文,根本就是中國百年災難的禍首,最後更一手摧毀民國,為蔣介石1927年起升級專權以及毛澤東1949年起再升級極權作出關鍵的鋪墊。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宋教仁、進步黨梁啟超等志士仁人,才是真漢子、真英雄。這些人跟孫文是活在完全不同的知性層次和精神境界。歷史沒有如果,孫文實屬禍首,已可下此結論。

畢竟,號召革命的組織或團體究竟有無權力或正當性出讓國家利益?即使把孫文的言行看作是為了崇高「目標」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大家又如何能夠證明他那些目標的崇高性以及策略的必要性?歸根結柢,孫文的真正動機是甚麼?大家不妨冷靜細心思考,多讀歷史書籍,不要被人云亦云的教科書通史觀迷惑。

文不是國父,只是一尊大砲;核心不是能人,只是十級腦殘。我對孫文的評價很簡單: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災星。及至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殞滅之後,主流社會必將重新認識真實的孫文。我只是期望有識之士可以早一點、快一點,不要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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