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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十字架的香港基督教領導到底哪裡去了?

2015/9/27 — 19:16

香港宗教界代表9月22日出席國慶茶會 (中聯辦圖片)

香港宗教界代表9月22日出席國慶茶會 (中聯辦圖片)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袁天佑牧師日前在宗教界國慶茶會上發言,觸動不少基督信徒的共鳴,也同時點燃起他們心底良知的亮光。  

其實,袁牧師的發言稿短短不足八百字,文字簡潔淺白,內容直接明確,反映出一派領袖恰如其份的節制和穩重,字裡行間卻隱藏著對基本信念的堅執。  說到底,袁牧師並不是以講道訓示口吻啟迪人心,沒有甚麼湛深偉論和精闢見解,只不過簡單清楚的說出很多香港人心底話來。

袁牧師敢於選擇這樣的適當場合,更敢於選擇那幾段立場鮮明的話  (全文詳見23/9/2015《時代週刊》每日新聞),向中聯辦和特區政府代表發放訊息,立此存照。  就憑這份「勇敢」和「果敢」,他已贏得不少基督徒讚賞,更應該令到那些居高位的基督教領袖感到羞愧汗顏。  筆者不禁追問:除了袁天佑牧師以外,其他基督教領袖究竟瑟縮在十字架蔭庇下迴避到何時何日呢? 他們為甚麼不願或不敢從聖壇講台步下來,踏出禮拜堂,向權貴反映大是大非的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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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來說,宗教人士與共產黨對話交流根本「言不及義」。  無神論的共產黨視宗教為「人民的精神鴉片」,毒害人心和麻痺鬥志,而且共產黨對任何群眾組織一直心存戒心,必然想方設法干擾、監管以至操控所有宗教活動,無所不用其極。  所謂中國化「三自愛國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原則、壓制主流教會外「家庭聚會」的手段,以及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中央認定權,說到底就是必須確保那些本來受到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活動完全在共產黨掌握之中。  當年「邪教」法輪功聚眾包圍中南海,共產黨深怕其龐大組織力、向心力和動員力足以動搖其專政政權,視為「心腹大患」。  這都是共產黨與宗教人士和團體「勢不兩立」的現實例證,其實兩者的關係並不是建基於互相尊重和彼此包容,卻是強勢對弱者的施壓,以及弱者對強勢的屈從而已。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宗教人士明知必須「與虎謀皮」才能在共產黨統治下討活求存。  筆者當然明白與專政共產黨交往和坦然表達意見總有「如履薄冰」的難處,可是基督教會領袖並沒有卸責餘地。

新教的基督徒應該「深明大義」,對於被逼迫而奮起反抗的宗教發展歷史有過深刻體會。 他們是新教基督徒,是“Protestant”,即是 「抗議者」,曾經在當年飽受天主教教廷和王侯貴族的強權壓迫下,捨命捍衛聖經真理和社會公義。  可是,當前不少本港主流基督教會往往過分強調「政教分離」,從經文尋章摘句的訓示教徒「當順服掌權者」。 須知屬靈和屬世的兩個世界同樣是上帝所應許、悅納和祝福的,基督徒「要行道不要單聽道」: 嚮往和追求天國福樂是基督徒應有之義,但是絕不該漠視地上苦難,必須在地上彰顯上帝的公義。  背負沉重十字架是信徒必然付出的代價,更何況是領導教會和餵養會眾的牧者領袖。  否則,一眾領袖只是懂得釋經祭祀和假冒為善的現代法利賽人,披一襲牧師袍和穿一套西服並無實質分別。 更不消說那些被統戰招安而納為政協和人大的宗教界代表人物,纏繫著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淪為唯唯諾諾的政治花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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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時此地香港的紛亂政局和撕裂社會,「法律界」人士作出有理有節的回應,「宗教界」領袖卻顯得有點窩囊,實在愧為保羅後人。   以近月浙江省各地逾一千二百所教堂被指違章而強行清拆十字架一事為例,內地教友奮力反抗而發起「守護十字架運動」。 記憶印象中, 除了數次祈禱會、幾篇聲明和一次抗議遊行之外,香港基督教會並沒有全力聲援內地的弟兄姊妹而發出強烈迴響,以至舉行大型活動喚起香港所有基督徒對此事的關注,從而向國家宗教事務局和政府當局施壓,尋求合情合理合法的跟進工作。

天主教陳日君樞機和基督教朱耀明牧師過去面對強權政府而毫無懼色,秉持和平與公義原則據理力爭,充分表現出踐行公義的基督徒樣式。 袁天佑牧師今次以身作則的發表了這一番話,筆者身為基督徒,深盼香港基督教會領袖認真思考和積極響應,進一步用具體行動廣傳訊息,並且上達內地當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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