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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以趙衍慶伯伯為出路?

2017/6/4 — 15:35

相:朝雲

相:朝雲

本土派成為學界主流,一些聲明和言論,每每惹來嘩然。支持民主的長輩和左膠,往往理解不了。其實筆者亦然。

筆者是萬惡的左膠,也一直「get 唔到」他們想什麼。多番親身訪問,參與論壇,才慢慢明白深意。

雙方為撃倒對方,都提出諸多論點;而且攻瑕抵隙,都專挑對方弱點。但眼花撩亂,反而模糊了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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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爭論的常見說法,它們都常非有力,必須正視,但俱非對立的真正關鍵。

一、支聯會不民主,因循保守,行禮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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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膠亦不滿多年,或內部改革,或逕自行動,但不至於會決裂。少用蠟燭的改革,便源於左膠的批評。

自抗爭的代價愈趨沉重,本土派亦多搞和平集會,論述亦愈益持重,呼籲克制,警惕教條主義。

二、建設民主中國不為已任

即使加泰羅利亞暫仍無法獨立,民主的西班牙總勝於佛朗哥的西班牙,起碼可以爭取公投,不受武力鎮壓。

民主中國與香港獨立並不互斥,反之很難提出一條新路線,可以在專制中國下成功獨立,後者恐怕只有動武。

何況一晚集會也不算什麼重大責任。即使政見不同,只要認同民主,路過台灣或韓國,遇上二二八或光州屠殺的集會,想來大家不會說「建設民主台灣/韓國不為己任」而拒絕參加。

* * *

為什麼本土派那麼反感支聯會的悼念?因為民族主義離不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經典--「敵人」的概念。

民族主義無可避免通過「敵人」來界定自身,當追求香港成為民族國家,「中國」無可避免是首要「敵人」--無論中國有沒有好人。

對本土派來說,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等於襄助「敵人」,中華民族的力量多一分,香港民族的力量就少一分。一些憤忿的本土派,會連六四的意義也一概否定,他們實在太憎恨「敵人」。

關鍵就是:

除了少數憤忿者,大部分本土派都清楚,六四是香港重要歷史,與香港政局息息相關,死難者值得悼念和尊重。。。但他們不想做任何事「益左」中華民族。

即使支聯會解決了所有弊病,本土派也不會重返維園。民族主義對「敵人」的理解才是關鍵,其他問題俱屬次要。

* * *
今年六四,街工的論壇至為精彩*。本土派的何正男單刀赴會,力戰多名「左膠」(包括筆者),不落下風,誠意推薦。如不理解本土派的思路,可在此聽到最高水平的論述。

(註:goo.gl/VRj4wg

左膠與本土其實有很多共識,包括對民主派的批判。蒙兆達說中要害,六四從未「過去」,因為中共仍未倒台。

「純粹講悼念,其實係矮化六四。六四應該放喺當下。由六四嘅學生,到傘運嘅學生,我地面對嘅都係同一個政權。。。六四嘅意義,係要堅持推翻暴政。」

「唔好等中共邊一日倒台,預言太多次太多次落空。。。要為公民社會充權,要打陣地戰,化作我地每一日嘅工作,先帶到改變嘅希望。」(節錄)

最近看立會直播,爭論慶回歸和亞投行的撥款。蔣麗芸抨擊民主派,是否反對回歸祖國,意謂他們大逆不道。

筆者驚見部份民主派,屈服於蔣麗芸的言論。回歸當然要慶祝,但不應浪費云云。。。

究竟受專制統治有什麼值得慶祝?為什麼要送數十億給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只是一句在六月四日生效的口號?

歸根究底就是一句老話,「如果燭光沒燃點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只能在維園見」。我們沒強求民主派勇武抗爭,只求從政者言行身教,始終如一。務求推翻中共專政,是每一個民主派的本分。不應務虛,而須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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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筆者亦不盡同意,何正男既開明地尊重不同身份認同,但仍然擔心中港合流的民主運動。他的警惕正由於民族主義。

筆者提到趙衍慶伯伯*。他是國民黨老兵,以素人之身參選。深藍的他意外受年輕人歡迎,即使年輕人多屬獨派綠營。

(註:goo.gl/fJ8bCjgoo.gl/vMRvqD。論壇上筆者即興提問,當時未能記起他的名字,祈諒。)

因為趙伯伯的政見出於真誠。儘管他是「大中華膠」,但他真心相信蔣公遺訓,不會對「共匪」客氣。既不齒藍營親共的言行,並以「反攻大陸」為政綱。

台灣的年輕人很尊敬趙伯伯,讚他是「正藍旗」。因趙是素人,沒有經費,年輕人更為他製作競選海報*。

(註:goo.gl/mvjyqL

即使大家懷抱不同的國族認同。但面對共同敵人,只要按《剪裁歧見》的程序*,有道德與真誠作後盾,依然可以互相合作,惺惺相惜。

(註:第一步是「最小主義」,擱置最嚴重的分歧,尋找最「淺」而「窄」,但最多人接受的共識。支聯會修訂論述,「結束中共的獨裁管治」,即符合「最小主義」。

第二步「權衡」比較複雜,但不等於「中立」或「妥協」。後者常招致批評,因為「妥協」的人,往往視「團結」、「化解衝突」為首要目標,若凌駕原則,便淪為和稀泥,所謂「打和啦 super」。

「權衡」的分別在於,先找出雙方最珍視的價值,不願退讓的底線,致力尊重及保存;其他次要的立場,就可盡量折中斡旋。以英國為例,權衡派提出保留君主制,但君主須受憲政限權,人民亦受憲政保護,終致和解。詳見《剪裁歧見》。)

* * *

筆者也認同何正男的回應。趙伯伯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沒實質影響力,大家可以鬧著玩;反之本土派對支聯會非常負面,毫無信任可言。

然而撇開個別爭議,我們不應懷抱不同的民族認同,就劃清界線。

不少學者都以神話或信仰來理解民族主義--沒有任何貶意,而是解釋民族主義的兩大特點。

第一,民族主義和宗教都有「終極關懷」,民族的義務優先於其他義務。

本土派不時批評左膠「包容大愛」,就是因為民族主義無法接受自由主義是至高的價值。施密特便批評自由主義是虛偽的,表面上提倡多元,另一方面卻自視為一切爭論的終極方案,實質上終結多元政治。

筆者不知道什麼主義有統攝地位,先哲已爭論千年,再拗一百年都不會完。僅想點出民族主義的另一特點,「民族」是人為而非天然。

無論是霍布斯邦還是蓋爾納,都認為是國家機器和民族主義催生民族,民族的想像是人為地建構出來。正如近世德日,民族主義者掌握了政權,由上而下打造德意志與大和民族。

然而香港的本土派無法得到政權。香港民族永遠居處邊緣,民族主義者不免心懷憤慨。

但憤慨的結果,不應該是切割和自外。

面對很多港人懷抱綜合的國族認同,又對他們有著真誠的同胞之愛,應該思考一個共融的民族論,接受到不同想像,避免非此即彼,務須將人搶奪過來,否則就劃清界線。

當太多本可同行的人被拋棄,邊緣化的罪魁禍首,就不再是政權,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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