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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梓敬先生討論藐視法庭的問題

2017/2/21 — 12:20

李梓敬fb專頁截圖

李梓敬fb專頁截圖

早前李梓敬先生在其專頁之上發出一條問題,問「點解批評法官係蔑視法庭,但係批評政府首長或者立法會機關又得呢?係咪三權分立只係假象,司法獨大先係真相呢?」在下不才但感覺問題有誤,故用真身在他問題之下留了個言回應回應,現在希望透過這裏而不是斷續的留言重新整理我的論點論述。

我在他專頁上的回應如下:「要批評不是問題,但是如果你相信香港值得享有法治的話,對於法庭的批評尤其是出於公眾人物的口必須建基於有事實基礎的討論。

針對判詞或者法律觀點的應用的批評當然是可以。但是如果你無端指控法官的動機、無端辱罵法官,這就是蔑視法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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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什麼僅有司法機構會有蔑視法庭罪的保護。而其他機關沒有類似的罪名,原因可說有二。

一,其他機關的人可以隨時跑出來跟大眾解釋他的立場,反駁聲音。但是法庭,至少在英式法庭,法官對於大眾聲音是隔絕的,他們不會亦不應該主動參與輿論戰。很多時候它們都對無道理的批評處於被動狀態,所以有法律去對其加強保護。再者,其餘兩個機關的人如覺得他人針對他們的言論是虛假的,他們都可以在法庭向那些人提出誹謗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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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和行政機關主要是政治的機構,主要面向大眾,接受大眾質疑和授權,這因為這兩個機關會去制定政策影響大眾社會。而司法機關向來的設計是針對法律的探討、如何將法律運用在各個案件中,比起其餘兩個機關比較少面對大眾。而這也是權力分立設計的一個精要:擁有一個比較冷靜,沒有太多群眾熱情的政府分支去處理爭議性高的問題。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對法庭多加保護。

大家可以盡情討論法庭在運用法律時有否出錯,但是基於情緒去辱罵這香港賴以成功的法庭制度,這是不智的」

在這裏我會繼續加强針對兩點的論述。而我的論點簡單來説就是每一個政府機關(行政、立法、司法)在憲法之下有其不同的功能,所以被賦予的特權或特有權力亦會不盡相同。

法庭的功能是去公平地審理社會各人就不同事項所產生的爭執,盡量地達到公正的結果。在英國案件Attorney General v Times Newspaper Ltd 中Lord Diplock寫到說:「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中,政府必須維持和保障市民能有途徑跑到法庭接受公平審訊得到公平結果的機會。而如此的司法系統以及對其的信任是讓人民在社會和平相處的重要基石,而蔑視法庭罪就是要去防止有人施加不當壓力去損害這系統或防止他人得到公平的審訊以及結果。」

重點是「不當」二字,法庭從來不會亦不應回避任何人對於他們判詞、程序制度上所作的有基礎的批判,我相信每一個學法律的人都會試過在看一些判詞時心想這法官在「判什麽啊?」或者覺得他們法律理解或運用有誤。如此類型的批評是可以甚至是應該鼓勵的,因爲這是推進司法機關進步的一個方法,同時我們亦深知法官既然是人,就有犯錯的機會,所以這也是有上訴機制存在的原因而這亦是言論自由的真義。就如法律改革委員會在1986年研究修改蔑視法庭罪時,曾説「這一控罪不可以用來禁止或抑制負責任的媒體報道和公允的評論」。就如Ambard v Attorney General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Lord Atkin 說:「公義並不是一個圍爐取暖、謝絕批評的價值,如此價值必須受到各方的注視、評論以及審查。任何公衆真心運用他們的批評權去批評法庭以及案件結果是沒用問題的,只要他們不是惡意地、胡亂地猜測、強說法官在審裁時有任何不當動機(Improper Motives)。」

但是這批評是有限度的,這限度就在於「不當」二字。任何以無關案件思辨、説理、程序判斷以外的無端批評,如針對國籍、針對種族、乃至於誅心論的攻擊都是會在某程度上在對一個絕少公開發言的機關進行着不當施壓,這亦會導致了在輿論的另一端的人未必敢向法庭提出任何訴訟,因爲害怕着法庭會因壓力而給出了真正不公的程序或結果。著名法官Lord Denning 在他的《The Road to Justice》一書中説到:

「法官必須是獨立公正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應該被人民知道他們是獨立公正的。如果法庭任由一些人對法官或法庭隨便作出一些毫無根據、惡意的指控,人民就會對法官失去信心,進而損害整個司法系統。所以因此對法官毫無道理的攻擊必須用罰款或監禁去作懲罰。」

這就是這項罪名想防止的行爲,這罪名不是將法庭置放於至高無上、不可被批評的地位,正如上段所説,批評是絕對可以的,這罪名是用以保障法庭作爲一個紛爭最終仲裁者的權威、公平性等的公衆利益。

説了一堆蔑視法庭罪對一個行之有效的司法機關以及公衆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其涵蓋範圍後,李梓敬先生的問題是:「爲什麽不會有蔑視立法會罪、蔑視行政機關罪?」我想我也可以涵蓋一下辱警罪。

首先,正如我上述所説,每一個政府機關(行政、立法、司法)在憲法之下有其不同的功能,所以被賦予的特權或特有權力亦會不盡相同。

司法機關在這設計之下只會處理法律條文理解以及運用的問題,對於政治運作、民意或者其他利益分配的問題不需亦不應有過多的考慮和討論,法庭亦經常采用回避的態度去面對一些政治和政策的問題(如黃之鋒申請要求降低參選年齡一案)。亦正正因爲如此,正如我在回應所説,「至少在英式法庭,法官對於大眾聲音是隔絕的,他們不會亦不應該主動參與輿論戰。很多時候它們都對無道理的批評處於被動狀態,所以有法律去對其加強保護。」再者,法庭面向大衆的程度相較於其他兩個政府分支比較少,他們不會主動開記者招待會解釋自己的論點、理據,他們的看法就靠那一紙(不多人看)的判詞告訴大衆,所以在這設計之下,我們又要保持這司法系統作爲最終爭端裁判者的地位以及權威,我們就讓法庭有了這一個免受不合理批評的權利(你可說是一個特權,但是這特權的出發點是爲了保障公衆利益)。

好了,在立法機關内?這不容易嗎?因爲立法機關是讓代議士代表人民發聲、制定法律以及發聲監管行政機構,所以基本法第77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第78條則訂明立法會議員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不受逮捕,以及有權傳召相關人士就重要事情作證。發言不受法律(民事或刑事)追究,這是一個很大的特權,所以先賢們(參照英國國會)認爲既然我們要因立法會的本質(給代議士不受硬性限制為其所代表的人民去發聲的自由)而賦予他們如此特權,那他們就必須在政治上接受人民的審視,既然他們説什麽都不會被法律追究,那人民就不應會因對他們作出了一些嚴苛甚至可説無理的評語(如說他「好勇鬥狠」、「左膠」)而受到刑法的監管。當然如果媒體就某個人物捏造一些事實(如說一個議員有婚外情),這議員當然可以透過民事途徑以誹謗爲由提出控訴。

當然,我認爲優質的民主氛圍,大家都不會亂扣帽子、胡亂誅心,但這是Want的層次了,而不是Need的層次。

那行政機關呢?又或者是警察呢?在我看來,警察、ICAC、海關等機構都在廣義層面屬於行政分支。行政機關享有制定政策、動用、分配納稅人的稅項的能力,我會將其描述為其特定權力,而如此的權力運用其實會無時無刻、實際地影響到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對於擁有如此主動的地位以及權力的政府分支,提倡權力分立的先賢們認爲他們必須受到更大的監管,而不是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如辱警罪或侮辱國家領導或特首罪)去將人民滅聲。

簡單來説,權力的大小、在憲政制度下所擁有的地位和角色,影響着各政府分支所擁有(或沒有)的特權以及保護。在我看來,法官乃至整個司法系統在與其他兩個政府分支作對比時,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現行憲制之下我們選擇了它們作法律而不是政治(或者政策)爭端的最後仲裁者,但是同時我們沒有給予它們管理公共財政的能力也沒有給予他們帶領紀律部隊、帶領公務員團體這些影響大衆日常生活的權力,同時他們亦不具備公開回應批評的能力。所以縱觀上述原因,有一個蔑視法庭罪減少一些對法庭的不合理、亂來的批評是一個保障公衆利益的方法,而其他的政府分支已經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同樣用來保障不同的公衆利益。至少在我看來,任何說「司法獨大」的呼聲是感覺多於有實際的證據或論述說法庭如何介入其他政治領域的行動。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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