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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泡沫裡的喪鐘「融合」— 側評《施政報告》的「一帶一路」政策

2016/1/15 — 17:12

2016施政報告傳單

2016施政報告傳單

關於香港的經濟發展,近年出現兩個重大迷思:一、特區政府積極跟中國經濟融合,但香港人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卻不怎麼深入透徹;二、特區政府報喜不報憂,只強調中國長遠發展潛力而不提其發展憂慮,只談回報而不提風險(更遑論管理風險)。

中國經濟潛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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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個經濟體系能夠永遠健康發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事實上,英國曾經是世界霸主,後來美國取而代之;德國曾經冒起,兩次世界大戰後變得低調,近年再次成為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曾經風光的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資產泡沫爆破一蹶不振,至今雖然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已不復當年勇。論共產主義國家轉型,蘇聯一度讓人看到希望,但最後解體收場。中國走的是哪一條路尚未可知,在哪一個發展階段也難掌握,但在沒有任何分析的情況下斷言中國長遠會成為強國則明顯武斷。

即使就中國共產政權在未來十年會否倒台的問題(假設沒有重大改革),國際關係雜誌《Foreign Affairs》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詢問三十二位專家意見,發現意見並非一面倒-認為中共會在十年內倒台的有七位(四名極度同意會倒台,三名同意),認為不會倒台的則有十九位(十六名不同意會倒台,三名極度不同意)。觀乎認為中共會倒台的學者意見,不少皆認為中國必需要有大刀闊斧的法制及政治改革方能生存。不難想像,如果中國落實推行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也會是另一個不能想像的風險。
另外,就算經濟發展向好、中共政權穩定(不代表是好事),也不代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一帆風順。歷史上沒有任何經濟體像中國那麼依重政府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而金融海嘯後中共更將投資加額,而出口增長卻完全追不上。現時中共急於轉型,一方面希望經濟轉到內需主導的模式,另一方面厲行打貪,增加經濟效能,多少就是為解決過份依賴投資推動經濟的問題。事實上,雖然政府投資讓中國經濟高速走出金融海嘯的陰霾,但同時令中國的整體債務飆升。根據McKinsey & Company的數據分析,中國的整體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由二零零七年的158%升至二零一四年的282%,在發展中國家中僅稍稍低於馬來西亞及匈牙利。不過,以期間的「槓桿化」速度計,中國則遠遠拋離其他發展中國家。不是說這個債務水平一定代表危險,但中共似乎已經察覺到問題,因此急於轉型,而相信過程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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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

不論是中共還是特區政府,幾乎所有經濟政策都可以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然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並不一樣。以中國二零一三年開始發展的「一帶一路」計劃為例,表現上看似是打通中國、中亞及歐洲的發展計劃,背後暗藏不少政治及外交動機。

以政治學家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一帶一路」是中國輸出「中國模式」的第一步,也就是鞏固中國影響力的重要一步。這說法有其根據,因為中共一直希望在國際舞台上爭取領導位置,不受西方國家控制,因此才會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地位,讓人民幣與美元及歐元爭長短(貨幣地位與國家地位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中國與美國在亞洲的角力漸趨白熱化。中國之前積極增加在「東協十加三」的影響力,但美國卻從中搞破壞,並大力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與中國對抗。亞洲基礎建設銀行(AIIB)的出現誓要打破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投資銀行(ADB)的壟斷,分薄美國及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也是爭取領導地位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俄羅斯越走越極端,西方國家不得不與之為敵,卻同時明白孤立俄羅斯沒有好處。「一帶一路」能夠將俄羅斯帶入經濟圈,利用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將後者帶回國際合作關係,這是西方國家做不到而中國做得到的事。從外交價值上,「一帶一路」亦是提高中國在國際舞台地位的手段。

可是,有兩點需要留意。第一,政治計算不是科學,如意算盤不一定能夠打響。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認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是國際關係的常態,有國家勢力冒起(軍事),周邊被威脅的亦會自強或聯合平衡之。不過,有一派說法亦指中國冒起時,周邊的國家不但沒有增加軍事開支,更反而逐步降低,而軍事平衡則依賴「回歸亞洲」的美國(Steve Chan, 2012)。這些亞洲國家經濟上就與中國融合,但同時以與美國的關係以另一種外交方式「平衡」中國,讓中國以經濟加強外交的方略打折扣。事實上,中國積極希望在「東協十加三」裡發揮影響力,至今可算是事倍功半,可見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計算不一定成功。

第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不一樣,或會令「一帶一路」的經濟效益打折扣。正如前述,中國仍然是以投資主導的經濟體,而且在金融海嘯後持續槓桿化,令經濟發展變得更不平衡。然而,這種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只能將資金放到較有現成效益的「舊經濟」行業裡,加強基建、開發就是主要的手段。資金理應向高增值的地方走,而中國現時高增值行業發展不算理想,要真正提升中國的競爭力,這是比「舊經濟」更需要發展的領域。「一帶一路」表面上是宏大而吸引的工程,但最後資金還是放到基建裡,屬「舊經濟」發展模式,而不是往高增值的方向走。在債務高企、「槓桿化」持續的背景下還將資金放到這種發展計劃上,似是催生泡沫多於踏實發展。在中共眼中,這不是純粹的經濟發展計劃,政治利益也是利益,但這些政治利益與香港根本無關。與香港的高鐵、港珠澳大橋一樣,經濟效益尚未可知,但承建商與物料供應商就能率先得益。

同理,香港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發展亦不見得有充足的理性計算。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多次提及「一帶一路」,這種走向其實一早已見端倪。他在去年四月的博鰲論壇上就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升級離不開香港的支持,因此香港要好好利用金融中心的優勢。不過,香港金融中心的優勢不如過去那麼強(因此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才會迅速下滑),參與「一帶一路」發展並無不可,但不見得這麼什麼吸引的機遇,這看似是根據政治邏輯多於經濟邏輯的決定。

特區政府報喜不報憂

特區政府急於將香港經濟與中國經濟融合,前提當然是看好中國的長遠發展。在官員眼中,一切融合都是「機遇」。然而,回歸到簡單的「高風險、高回報」投資原則,如果融合是機遇,有高回報潛力,那末為何特區政府不提潛藏風險﹖至少,上述所有風險都不容忽視,但都在特區政府的政治任務下統統被隱藏起來。

當然,除了經濟融合的議題,特區政府對所有類似風險也三緘其口。以自由行為例,其實當政府不斷向市民強調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幫助時,從來沒有提醒內地旅客到香港旅遊的興趣未必持續,而人民幣的變化亦會影響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慾。回想起來,認為人民幣會永遠升值是一廂情願的天真。同理,特區政府當年矢志成為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但現時世界各地紛紛設立離岸交易中心,香港的如意算盤也打不響。換言之,除了香港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經濟的風險,也有中共的政策風險-特區政府願意配合,不代表中共會配合。特區政府對風險從來三緘其口,到香港經濟受創、失去優勢,就紛紛將責任推卸給宏觀經濟。

香港越是跟中國經濟融合,承擔的風險就越高。另一方面,即使中國經濟的確如想像般向好,中共的政策也不一定讓香港能夠獲利。可是,特區政府將融合視為香港發展的唯一選項,並沒有以理性向公眾解釋因由,因此也懶得提及風險。事實上,融合的回報不可能預測,但融合所付的成本卻有人袋袋平安-所有基建的承建商、建築材料供應商也是必然的得益者。

如果香港沒有對風險的警覺,遇到危機時就不能翻身。現時中國經濟已經響起警號,並成為全球焦點,特區政府的沉默顯得詭異。事實上,中國經濟近年的風光不過是由加強槓桿化所造成的表象,並不健康,但卻足以迷惑香港人。雖然這不一定是災難的開始,但特區政府非但沒有管理風險、提醒市民,反而更進一步推動融合,這是極度不負責任的做法。香港人對經濟發展有一種信仰般的執着,即使撇開這發展觀的問題不談,香港人對發展的信仰其實暗裡混合了政治邏輯,這是極度危險的走向。
後融合時代

特區政府主張融合,但往往會將香港塑造為奴隸角色,認為所謂的機遇是中央政府施予的恩惠,同時製造一種非這樣發展不可的假象。現實是發展是各取其需,內地旅客來港是因為我們能夠提供內地沒有的食物安全、貨品的品質保證,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好心」;地域融合,其他省市也可以藉香港的固有優勢面向國際。以往即使特區政府以政治邏輯包裝這些發展方向,多少還能看得到其經濟邏輯。不過,由高鐵開始的基建到現在的「一帶一路」,我漸漸連經濟邏輯也看不到。《施政報告》提及的「一帶一路」十億獎學金,完全令人摸不着頭腦。

以經濟之名搞政治,將所有風險避而不談,這將會是香港的惡夢。我們已經走進「後融合時代」,也就是不再講政策理性的時代。新來有不少人以「自治」的角度去尋找出路,而我認為自治的起點是對香港融合帶來風險的醒覺。

雖然,現在回頭已經太遲。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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