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一):九七後香港「人心不回歸」其實是自然結果

2019/8/31 — 20:32

圖右為鄺健銘;圖左為他的著作《港英時代》

圖右為鄺健銘;圖左為他的著作《港英時代》

編按:本文為鄺健銘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增修版)》新增章節(第10章)的部分內容轉載,我們會分上、下兩集刊出,這篇主要寫英國的精英政治,令其管治形貌較寬容,「較不重零和遊戲」。在文末,提到近日香港人非常關心的《緊急法》,指當時處理殖民事務,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關注緊急法會賦予香港總督過大權力,囑令不可隨便使用。

九七前後香港管治模式變化,源於英中兩國擴張勢力背後的巨大國家權力觀差異。研究英帝國發展史的學者的共同觀點是,趨向極權與激進的愛國乃至軍國意識並非近世英帝國發展的主要推力,英帝國管治者的權力觀因而較保守,學者只對為何如此存有觀點分歧。九七後接管香港的中國國情, 卻與十九世紀中旬之後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較接近 — 兩國同樣以國家安全與 生存作為國策基要教條,兩國為對抗「外國勢力」同樣銳意在國內外尋求絕對操控權與生存空間,結果兩國的思想行為變得與上述近代德國的「防衛式帝國主義」一脈相承。可以說,九七前後英中兩國權力觀之明顯落差,反映在「一國兩制」承諾之出現與落空,這對理解中國香港管治有兩點啟示:第一,相較英治時代狀況,中國於九七之後在香港愈加明顯的國家主義勢力擴張(至2019年,香港中聯辦官員甚至直白地說「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只有一國沒有兩制」47)並非香港過去常態,香港「人心不回歸」是自然結果。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本質上都是香港本土社會對中國以國家安全之名、不受約束地延展國家權力之反彈。近年世界各國為免成為中國附庸,開始警戒中國的全球勢力擴張、將之定性為旨在支配的「銳實力」(sharp power)而非依靠魅力贏取合作的「軟實力」(soft power)。這種國際反應的本質,其實與九七後香港力抗中國國家行為相距不遠;第二,於中國治下,香港對中國國家勢力擴張行為的反彈有增無減,實際上也在意味,九七後香港是中國「國土」還是殖民地,答案已不明顯。

漫不經心(absence of mind)之帝國 — 管治較寬鬆的英殖模式

廣告

早在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學家西利(J. R. Seeley)便曾以漫不經心(absence of mind)形容英國的帝國擴張進程。直到2006年,歷史學家波特(Bernard Porter)仍沿襲西利思路,出版著作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分析英國本土社會與國外帝國發展如何處於平衡時空。學者對於近世英帝國發展源起與運作方式的觀點,可概分為兩類:第一類觀點認為,英國之外的「邊陲」才是英國帝國擴張的實然發源地,於英帝國發展過程當中,並無強勢「中央政府」、清晰的自上而下帝國政策,故此會較易接受「漫不經心」之論;另一類觀點則認為,倫敦於英帝國發展之中有其主導角色、帝國發展並非漫不經心,只不過,倫敦精英政治上較接受保守主義、經濟上較重視服務經濟而非工業經濟,這令英帝國管治之形貌較寬容、較不重零和遊戲。

英國史家眼中的近世英帝國源起與運作

廣告

第一類觀點以歷史學家羅賓遜(Ronald Robinson)與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於1960年代出版的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為代表作。兩位史家的基本看法是,「權在中央」並非英帝國的運作模式,倫敦並非英帝國政策核心策源地,英帝國管治多採用倚重在地合作夥伴的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模式,英國的帝國擴展亦不能以單一思維解釋,例如傳教士才是英國於西非建立帝國的重要推手。此後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家達爾文(John Darwin)的英帝國書寫也受這種觀點影響。48

第二類觀點較複雜,另外兩位歷史學家該隱(P. J. Cain)and霍普金斯(A. G. Hopkins)於2000年代初完成出版的 British Imperialism(1688-2000)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作。這本著作在學術界頗獲回響,出版後不久,便已有兩本論文合集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New Debate on Empire與 Gentlemanly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Global History 細緻回應該隱與霍普金斯的英帝國歷史分析框架的種種。該隱與霍普金斯以「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概念作為分析十九世紀中後英國帝國擴張發展的基要進路。這個研究進路的特點,是結合洪清田、黃兆輝與維納論及的英國保守主義國家文化以及英國倫敦精英側重服務經濟的經濟發展觀,由此解釋英帝國的殖民管治政策。該隱與霍普金斯認為,倫敦仍然是英帝國發展與運作的重心地,影響英國帝國擴張方向與風格的倫敦精英,主要是金融家、服務業商家與政府文官。這些倫敦精英一方面受上文略提的英國保守主義價值觀影響,另一方面認為國家利益繫於金融與服務業而非國家工業製品出口利益(例如,英磅之全球幣值穩定性被視為利益重點所在)。倫敦精英的政經價值取向,令英殖管治較不重零和遊戲、較能容許雙贏。第一個例子見於英屬印度。於十九世紀中後,印度英殖管治者的管治目標,是平衡政府收支、於當地取得政治認受,由此推行穩定金融政策,以確保英國金融與服務業的匯款收益不受干擾。這種管治方略的操作方式之一,是鼓勵印度本土製造業發展,以進口替代政策(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y)減少印度對英國進口貨物之依賴,從而確保印度英殖政府收支平衡與民心穩定。上文提過的「印度地方政府之父」里彭便是1880年代推動印度本土製造業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結果,印度市場佔英國總出口比率從一戰前近七成,降至1920代五成、1930年代近三分一、1940-41年四分一。英國本土蘭開夏郡的紡織業生產商曾為此感到不滿,要求削弱印度孟買等地的生產優勢,但訴求不獲重視。香港案例則能從側面反映英人的政治取向與手腕。在十九世紀末,有別於愛國史觀,中英兩國透過香港的匯豐銀行建立了相對互利的合作關係。甲午戰後之後,中國更需貸款支援,而英國亦於中國面對其他西方勢力的地緣政治競爭壓力,故此在英國倫敦白廳安排之下,香港匯豐銀行幾成英國向中國提供貸款的唯一渠道。英方如此安排,引來了英國本土生產商的猛烈批評 — 他們指責,此一政策對英國本土製品海外營銷毫無助益。49

保守主義:英帝國管治背後的國家文化意識

英國的保守主義國家文化值得在此補充說明。英國哲學家昆頓(Anthony Quinton)於1970年代為英國保守主義文化觀所下的定義至為簡明。按昆頓的分析,英國保守主義預設人的德性與智性皆不完美,故此依重抽象思維的個體「理性」不足以應對複雜世情、只會導向激進之妄動。較為穩妥的處事方式,是重實證而非空想,重社群智慧而非個體,重久經時間考驗的傳統經 驗之承傳。50某程度上,對於左翼政治理想何以在歷史之中往往淪為暴政之問題,英國保守主義哲學既能提供解釋,本身亦是解方。哲學家波普爾在經典著作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以漸進社會改革(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概念批評左翼「大躍進」式的激進躁動,便頗能與英國保守主義精神應和。51

抗拒「大躍進」式激進躁動的英國保守主義文化,多少令英國之內激進國家主義意識難以得到土壤發展。第一個例子,是英國一直沒有國家成文憲法,倚重的是能反映社會複雜實況的各種案例,這變相制限了國家任意詮釋與行使法律的空間。第二個例子是,於英國之內,國民身份證制度並非理所當然,制度應否被推行,一直是英國重要政治辯論議題。社會對國家侵犯民權的憂慮,是英國實行國民身份證制度困難重重的重要原因。52

英國保守主義文化精神斷而不時反映於英帝國殖民管治之中。學者多所留意的一個案例,是十九世紀英屬印度司法官員緬因(Henry Maine)。緬因著有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強調法律制訂建基於本土文化風俗而非歐洲中心觀點之必要。對於緬因如何影響英帝國管治思維、使之改而重視人類學,學術界現已累積不少具啟發性但少受華文世界注意的研究著作。53另一個案例,見於香港法律學者王慧麟對英治時代香港緊急法令源起與應用的研究。按王慧麟的分析,香港緊急法令之制訂始於1920年代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但當時主理處理殖民地事務、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便已擔心緊急法令賦予香港總督過多權力、囑令官員不能隨便使用緊急法令。至1960年代,因受到英國社會組織壓力,倫敦屢屢關心香港緊急法令會否令港英政府權力過大的問題。54

註釋:

47. 〈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只有一國沒有兩制〉,《中央通訊社》,2019年4月15日。

48. Ronald Robinson & John Galla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NY: St. Martin Press, 1961) , p. 7-15, 463-471; Anthony Webster , The debate on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2.

49. P.J. Cain & A.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00 (UK: Routledge, 2001), p. 291-300, 543-44; 373-376.

50. Anthony Quinton, The Politics of Imperfection: The Religious and Secular Tradition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Hooker to Oakeshott , The T. S. Eliot memorial lectures, 1978.

51. Nicolas Werth ed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52. 〈三用三棄 英國人與身份證的離合情緣〉,BBC,2018年5月2日;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US: Vintage, 2005), 72-80; Linda Colley, Acts of Union and Disunion (UK: Profile Books Ltd, 2014).

53. 例如見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Karuna Mantena,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Talal Asad eds.,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 Alan Diamond, eds., Victorian Achievement Henry Maine: A Centennial Reappraisal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uncan Bell, eds., Victorian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Wong, Max WL (2011),“Social Control and Political Order: Decolonisation and the Use of Emergency Regul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aw Journal , [2011] Vol. 42. 

 

作者:鄺健銘
ISBN:9789888599165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天窗網站有售,另設有Google電子書(並可供試閱部份內容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