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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警察遇上示威者 — 陳sir VS. 葉寶琳

2015/9/2 — 13:15

 葉寶琳 (圖由《突破書誌 Breakazine!》提供)

葉寶琳 (圖由《突破書誌 Breakazine!》提供)

警民間有條實在的權力界線,平日我們未必察覺;但走上街頭抗爭示威,這界線就變得具體。巿民若越界就由人變暴徒;警察若越界就由公僕變公安。這界線怎定奪?

Breakazine! 編按:葉寶琳就去年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休會期間,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被裁定違反立法會行政指令罪,上週五被判入獄兩星期。

面對判決,她感到驚訝,和平示威卻竟被判入獄,現正保釋等候上訴。《突破書誌 Breakazine!》在葉寶琳被判刑前,請來她與現役警察對談,彼此就和平示威者為何遭受警察武力對待、示威者權利、執法者權力等展開討論。

「開路,開路,警察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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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衝擊警察防線,否則警方會使用武力!」

警民之間,有一條很實在的權力界線,日常生活中我們未必察覺;但走上街頭抗爭示威,這界線就變得具體實在。巿民若越界,就由人即時變暴徒;警察若越界,就由公僕變公安。但這界線怎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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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那麼的79 天,在金鐘旺角銅鑼灣的街頭,警與民就在這界線徘徊,警權人權天天對峙,的確是「衝擊法治」──衝擊我們再思示威集會自由與社會秩序的平衡,人權與警權的位置。

且讓警察遇上示威者,但不是在抗爭的街頭,互相對峙;而是在咖啡廳,放下武裝,真誠對話。

這是葉寶琳(Bobo)和陳sir(化名)在8月1日的對話,就在朱經緯的延伸手臂事件、以胸襲警案仍鬧得熱哄哄的一個下午。

當維穩遇上衝擊

沒想到對話之初,陳sir 就把問題的精粹帶出。

「其實,全世界的警隊都面對相同問題,就是在警民衝突下,怎樣為自己定位,這是一個難題。」定位之難,是警察要把自己的political self 放下,讓professional self 上場,而這個professional self 就是執行上司指派任務的紀律部隊。

「警察身為執法者,by nature 要維繫社會制度穩定。如果有人要衝擊這個制度,其實必然會跟警察正面衝突,無可避免。」對於「維穩」這名稱,出乎意料的,陳sir 沒有抗拒,因為這是事實。

陳sir 當差20 餘年,走過最前線也當過行政決策,由殖民地時代到今天,目睹街頭示威如何日益激化,卻從未經歷今天的嚴峻,警民之間的信任近乎破產。「我們都在反思,有什麼做得不足,其中一樣就是我們甚少outreach,所以今天我出現。要匿名,只因我不想影響身邊人。」

Bobo 深明這種角色衝突。在街頭抗爭10 年,至今已先後被檢控上庭3 次,「我明白你們也在執行職務,但我想上司的命令不是鐵板一塊,叫你們用警棍,你們照頭打,還是打斜打;叫你們放催淚彈,你們是向人羣擲,還是向空曠的地方擲,也可以憑自己良心行事吧。」她想擴闊對話空間,聽聽警方在制度內的文化,也聽聽警方在職責外的良心話。於是乎,Bobo 拿出了雨傘運動的民間報告,指出79天拘捕了955 人,有48 人在佔領後被控告,檢控率約為5%。32 宗有裁決的個案中,只有34%成功入罪,遠比正常的50-70% 情況低。她提出了第一個討論議程:濫捕。

當戾氣遇上挑釁

「有人罵『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但這是制衡。假如警方拘捕的,都成功被檢控入罪,這代表了另一個更叫人擔心的問題。」陳sir 承認雨傘運動期間,警方是做得不足, 但對於濫捕的指控, 他很抗拒,也質疑統計數字的準確性。

Bobo 是苦主,笑說自己是帶着個「啷啷」(法庭保釋)做人。她也抗拒,抗拒警方隨便拉人,即使最後法官放人,但這個拘捕權本身,已剝奪人身自由,變相是未審先判。

她說:「我明白拘捕不一定檢控,警方要待搜證完成才落案起訴,但是否需要半年?在這保釋的半年,要定期到警署報到,人身自由受限。半年後如果真的起訴,再用半年時間去審,面對的不是警署保釋,而是法庭保釋,這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更大。但就我所見,有時卻是搜證不足,連最基本的認人手續也未做好,感覺馬虎……」

陳sir 回應說,處理示威遊行,也是他們的苦差。「我明白大家質疑警察亂拉人,但大家也要明白,施行公義的處境,若是太混亂太沒秩序,要實踐公義,是比較困難的。In the time of war, law is silent。我們不是法官,不可以坐下看所有證供,79 天每日12 小時面對衝突,一件事發生了,接着又另一件,差人都是人,可能記錯,可能捉錯人。長期在這種hostile 環境下,不時被人provoke,被罵是黑警。在壓力之下,情緒難免失控,不是特意去濫權的。」

陳sir 說他們也在反思,假如給前線警員足夠支援,給予空間冷靜下來,情況會否改善?但論到問題的肇因,他說,2 萬8 千人的警隊都是香港人,跟大家一

樣面對相同的問題──社會的戾氣。

「我認識的差人,都是按本子辦事,不存在什麼政治檢控。為什麼我們好像突然間變成黑警?是一夜間被洗腦嗎?好多事情都是action 與reaction,大家都受社會的戾氣影響。」陳sir 不好意思地解釋,警隊中有人認同社運,但更多是討厭社運人士,認為他們刻意搞事。他自己也不自覺說了兩遍:示威者中不是全部都支持非暴力的,也有人是趁火打劫,想亂世出英雄,根本沒有理念,只想妖魔化警隊,增加仇恨。當仇恨被煽動,戾氣也就積累。

「你說警隊被挑釁,有戾氣,79 日會透支,這個我們明白。但戾氣的展現,是否就可以打人泄憤,好像『七警案』那樣?你們是執法者,法律賦予你們這樣大的權力,不應更小心運用權力嗎?就算我多同情警隊的處境,也不能為警察說辭。其實警察犯錯,為何不能承認?巿民是理解的,但現在警方回應,往往令到公眾更加憤怒。」Bobo 一口氣問了3 個問題。

當權力遇上制衡

Bobo 一句「警察犯錯」,扯起了陳Sir 的神經,也把對話轉到另一問題──執法人士的權力制衡上。他說,警權代表責任,警方被賦予權力拘捕可疑人物,難道可掩眼不顧嗎?處理上或有不完善,但可以簡單說對錯嗎?「在未經法庭裁判前,警方不會出來說自己做錯。除了是軍心,也為了公平,即使是2008年的警署強姦案,也要待法庭判決後,才道歉。」

「這是警隊文化吧。怎麼說呢?警隊好單一化,一句就是一句,發言人講一句,我們就要認同。即或警察內部有不同意的,但作為紀律部隊,必須要同一陣線同一口徑,不能自己畫一條線。」

這種同袍壓力,陳sir 說是一種很強的bonding。「這個bonding 是必須的,因為在職務上,我們若不信任出生入死的同袍,隨時會帶來危險,叫行動失效,所以同袍遇上問題,我們會畀安家費,可能給人錯覺我們在包庇吧。」

Bobo 是不能認同這種思路,認為公義是必須要彰顯在公眾面前才算履行(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她說:「警方要向內部負責,也同時要向公眾負責,展示公平。你們照顧同袍,給他們安家費,我也不質疑;但就不能顛倒是非,說暗角那些黑影不一定是警察,這就非常有包庇之嫌。」

「是,現在處理是不理想,時間太耐,但不像傳媒所說不作檢控,事件是未完的。」他說,許多時候傳媒把問題放大或扭曲,也是未審先判,他也不想評論「七警案」,留待法庭處理。但有關一些投訴警察濫權的個案,警方是否有「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嫌,陳sir 說一定要澄清。

「你要知道處理警員犯錯時,考慮的因素比你們想像的多。簡單來說,警察犯錯涉及兩個層面: 他如果是在執行上級命令時犯錯,那麼,究竟是誰犯錯,問題就變得繁雜了,不能簡單一句,你犯錯就拉你。何況,有些決定是零點幾秒間發生,可以涉及生與死的,身歷其境,你才明白對錯是難以判斷的。」他說,情況就像醫生醫死人,那裁決委員會可以有巿民代表,但要判斷他在專業上的錯誤,一定要由行內人去作出專業決定,因為巿民未必明白可能造成死亡的繁雜因素。

「像林寶案,法案最終判警察是合理殺人,但巿民未必明白。其實,對於何謂犯錯,警隊和普通巿民的角度往往是不同的,這會造成必然的矛盾。」陳sir說,這也是全世界警隊都會遇上的問題。

當警權遇上人權

真正的問題,也許在於警隊是否專業不徇私,巿民是否信任警方真的為民服務。Bobo 發現,聽到陳sir 說戾氣和壓力,卻聽不到當中尊重人權的意識。「在雨傘運動期間,警方使用過分武力,阻礙醫護人員,驅趕記者,不似一個有人權意識的執法者會做的事。」

「示威遊行所涉及的罪,跟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法庭在處理社會秩序與遊行集會自由的平衡時,也會強調給予更多tolerance,因為這是基本人權。」但現實是,在集會示威中,你一旦被懷疑破壞社會安寧,即或只是搖搖鐵馬,跟警察有點推撞,你面對的處境,跟刑事罪犯沒有兩樣。

Bobo 說自己算是幸運,在多次被捕的經驗中,沒有像她的戰友般,被毒打過。她第一次被捕,是2006年天星碼頭抗議事件,感覺就像看警匪片,她的角色是「匪」。警察拉起了警察防線,圍着他們時,就狂用腳和膝踢她們。被拉上警車後,被警察瘋狂用粗口問候,再拉簾,開大冷氣。她說,這明顯是濫權。

聽着,陳sir 是體諒。「有權的人會傾向濫權,這我好明白,我做了20 多年警察,看到好多警察做了唔應該做的事。」但警察用什麼準則去拉人,其實是一個演進過程,透過在不同案例中釐清界線,這場運動中的法庭判例,將有助改善執法。至於對示威者應否有更大的酌情,陳sir 這樣回應。

「在處理佔中期間,還有兩單大案發生,一是謀殺案一是爆炸案。你叫同一個警員,早上處理示威遊行,晚上面對黑社會,我們可怎樣一致執法?早上運用多點酌情權,晚上就收緊一點嗎?黑社會中也有為勢所迫的。」

聽着,Bobo 瞪大了眼。「法律沒有保障黑社會;但我們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卻有《基本法》保障。」即或不從人權角度而言,假如法例太容易觸犯,或太多人同時觸犯,警方在執法上都應建立一套慣例,務求合情合理,不能用盡其所有權力。

「但要不停調節這心態,實在不易。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警隊有人權意識,但2 萬8 千人組成的警隊,讀過大學的不多。招募時,要聘請具人權意識,持平公正,但又要體能好,能服從上司執行職務,談何容易。」陳sir 說得坦白,把不方便的真相也陳明。原來,一些我們以為的基本人權意識,對於執法者而言,不能當作是理所當然。

「我不是為警隊開脫。只想大家不要只從對錯去看對方,窒息對話。正如警察都要明白你們不是為了搞事,知道你們為社會好,好多的混亂也不是你們特意弄出來的。」一些我們以為順理成章的觀點,原來要花如此大的氣力,才能撕下標籤。

「你可以說,警察本身就是政治磨心。現在香港的示威尚算和平,但我們也擔心在這政治環境下,會否激化下去,而變成一發不可收拾。」陳sir 這樣寄語。

「我只想說,不要把自己這個磨心,變成共謀,激化矛盾。守着自己執法者的角色,這法包括了人權和法治。」Bobo 如此盼望。

願對話延續。

 

山地撰文,原文刊於《突破書誌 Breakazine!》最新一期《七宗罪》,已於9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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