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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星生:我認為「破四舊」真的是中央、國家給藏族人民造成的一個悲劇(一)

2016/9/23 — 15:44

葉星生:“……畫'三忠於、'四無限'……主要畫毛主席。 我畫林彪畫得好,他沒有倒台的時候畫他的正畫, 他倒台了就畫他的漫畫。”(拍攝於2015年12月10日,地點是北京藏學中心的葉星生工作室)

葉星生:“……畫'三忠於、'四無限'……主要畫毛主席。 我畫林彪畫得好,他沒有倒台的時候畫他的正畫, 他倒台了就畫他的漫畫。”(拍攝於2015年12月10日,地點是北京藏學中心的葉星生工作室)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週年之際,我的兩本書《殺劫》和《西藏記憶》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 《殺劫》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我已經多有介紹。 《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從寫作《殺劫》時接觸的七十多位訪談者中,將二十三人的講述輯成此書。 

他們當中,有二十位藏人、兩位漢人、一位回族。 他們當中,有拉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創建人,有當年的紅衛兵、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鬥的舊日西藏的貴族、喇嘛、醫生,有文革中的記者、解放軍軍官等等。 今年是文革五十週年,為此將《西藏記憶》中的相關重要訪談,在我設於自由亞洲網站的博客上發表。

葉星生:男,漢人,在西藏度過了四十餘年的四川人,以收藏西藏文物聞名的收藏家,也是畫家。 1960年代初期進藏,在拉薩中學上過學,“破四舊”時已經畢業。 因在繪畫上有一技之長,曾經是“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而這個辦公室就設在大昭寺。 以後他又在主管拉薩各個居委會的城關區區委工作過。我在採訪他時,他是西藏自治區文聯收藏家協會主席,現已調往北京中國藏學中心。

有一本名為《收藏》的雜誌,在2002年第1期上介紹過他,其中有一段寫他在文革期間的故事:“ 1966年秋季,他被借到'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地點在大昭寺二樓大經堂。展廳裡堆放了很多'四舊',而其中不少東西竟成為燒飯用的燃料。葉星生為此心痛不已。他總是趁無人之際,從爐灰中撥拉出點什麼東西。後來,他鼓足勇氣,從'柴堆'中抽出一些刻有文字的畫面的木板。翻動的響聲驚醒了炊事員兼保管員巴措大姐。這位藏族大姐不但沒有告發他,還扯下了一幅密宗雙修唐卡包住這些'木板'交給他,讓他快走。這些木板其實是明代勝樂金剛藏經書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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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的談話就是從這本雜誌開始的。 是用四川話來交談的,所以帕廓街都變成了四川話的“八角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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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 2002/4/22 下午

唯色(以下簡稱“唯”):你曾經講過這個從火裡搶出經版的故事,這是怎麼回事呢?

葉星生(以下簡稱“葉”):文化大革命當中嘛。 益希單增寫過一篇文章,寫我從火堆裡搶經版等等。不過有點誇張,他是寫小說的。 那個經版還在,不過已經捐了。 砍了一刀,邊上還被燒糊了。 那是個歡喜佛。

唯:這是大昭寺的經版啊。 那麼,文革時,大昭寺被紅衛兵砸過,這是怎麼回事呢?

葉:我記得很明確是居委會砸的大昭寺。

唯:不是拉中學生嗎?

葉:拉中學生可能參加了。 反正我記得最明顯的是居委會,拿著洋鍬挖那個牆壁。

唯:壁畫嗎?

葉:對,就是壁畫。 就在轉經路那一圈。 就拿著鐵鍬挖。 就像挖地一樣在挖,把那個藝術就當作泥巴一樣給挖下來了​​。 都是居民多。 就是八角街那一帶的居民。 當時各個居委會負責各個居委會的那些東西。 那會兒還沒有分派。 大昭寺就屬於八角街居委會負責。

唯:那時候,大昭寺是被居民破壞得更厲害,還是被學生破壞得更厲害呢?

葉:居民。 居民。 我記得最左的一個叫仁增,他好像是八角街居委會的副主任。 還記得一個叫做央吉還是央金的。 最明顯的是仁增,我親眼看見他拿著鋤頭去“破四舊”。

唯:真的去砸嗎?

葉:那時候……怎麼說呢? 文革那時候大家都跟瘋了一樣,現在想起來好可笑,在毛主席像跟前那副熱淚盈眶的樣子,那確實是真的感動啊。 我們還當敢死隊,沖在前頭,看到槍子打起來,還要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我那時候真的感覺為毛主席而死是值得的。

唯:還有其他原因嗎?

葉:我認為當時的那些人,有一種人是因為有更大的利益在驅使著他們,像那些積極分子。 那時候我們要給他們排隊的,首先是主任,然後是各居委會的積極分子,要排一二三四,把老百姓排成四等公民,分成各種等級。 所以受到這種政治上的驅使,人們都要掙表現。 居委會就做這些事情。 天天都要學習,每個星期甚至每天都要向上面匯報他們的思想,匯報他們“破四舊”的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壓力下也就發生了那些砸寺廟的事情。

唯:砸大昭寺的,有沒有解放軍?

葉(在想):解放軍……我想想看,嗯,解放軍好像不動手,我的感覺是。 當時總是有軍人在,我的印像是,但軍人好像不動手。

唯:那時候有沒有人敢信宗教呢?

葉: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宗教問題還沒有更多地涉及到老百姓和農民,老百姓該咋個還是咋個,我認為是這樣的。 所以老百姓還是信。 悄悄信。 轉經的還是有呢,我覺得。

唯:咋個會呢? 那時候不是砸寺廟嗎?

葉:砸寺廟真的是個別,我覺得。 我甚至覺得它是一個組織行為,由居委會帶頭來整。 那上邊肯定有指示嘛。

唯:比如說大昭寺?

葉:實際上從組織程序來說,我估計就是八角街派出所啊、八角街居委會啊、城關區啊這些,總之都有指示,當然不久政府機關好多都已經失掉了政府功能。

唯:你說你看到那時候還有人轉經?

葉:我記得“破四舊”那時候,也有看到老太太、老頭子在那裡“嗡嘛呢叭咪吽”地哭。

唯:他們不害怕被紅衛兵打嗎?

葉:他們不怕。 但那時候的眼神都不對,偷偷摸摸的,驚惶失措的。

唯:為什麼會有砸寺廟、鬥喇嘛的事情發生呢? 難道不害怕因果報應嗎?

葉:怎麼說呢? 我記得,我在勝利辦事處(拉薩市城關區下屬的南城區,有八角街、衝賽康、魯布、繞賽四個居委會)搞“社教”(社會主義教育)的時候,是65年,經常組織群眾討論。 那些發言我現在想起來很“左”,完全跟黨中央保持一致。 

我還做了很多記錄。 那些話我肯定很多都是虛偽。 但是呢……唉,你不曉得,那時候中國的那種政治高壓,我是深深領會到的。 政治高壓,我是從小就領會到那種政治壓力。 那時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嘛。 人人都要給你掛起,人人都跑不脫,我是小孩子都跑不脫。 我在拉中讀書的時候,是班上成績最好的,是學習委員。 通知我繼父我媽媽我被報送到清華大學建築系學習搞設計。 當然我們那一屆和高63 ( 1963年高中畢業)全部都報送上大學,不興考。 後來高63的張達瓦和我們班的次旺俊美都去了。本來有我。 結果沒想到突然通知我父母,說是拉中報了,但教育廳因為我的家庭出身問題(葉的生父據說有“歷史問題”),把我給“槍斃”了。 我難過得很,覺得前途從此沒得了,對我打擊太大了。 我那時就曉得政治的高壓,那種強權政治,我覺得沒得活路了。 有一次,老師這麼評價我,說,葉星生這個人,什麼樣的家庭生什麼樣的孩子,果然,他繼承了反革命的本性。 其實我好老實哦,不曉得是啥子事情把老師給得罪了。

你可以想像這種壓力對一個孩子來說,簡直是一種精神上的重創。 所以我參加工作以後,一直是夾著尾巴做人,謹小慎微。 所以說葉星生這一輩子,我根本不怕任何人,儘管你背後再咋個說長道短,但葉星生有一點,你不敢在桌子上說(很激動),你抓不出一點東西說我不是。 從小就是很老實地做人,簡直不敢越雷池半步,好老實啊那時候。 我猖狂也這幾年猖狂起來的。 老子原來在城關區、展覽館的時候,挑廁所第一,為了掙表現,挖糞、掏糞,最髒的活,都是我,結果還是沒得什麼好處。 還是這麼說我,葉星生這個人好是好,但這個人由於家庭出身不好,他受了很多剝削階級的影響,他還要加強思想改造才行。 日你媽喲,老子一直沒有伸展過。 後來我就橫了,看你要把我咋個。 再加上大了,懂事了,勇敢了,或者再說具體一點,有實力了,我哪個都球不拗,看你把我咋個,結果反而沒有人說了。 但最根本一點,還是自小到現在,沒有任何人能夠抓到我的把柄。 不管政治上還是生活上,都抓不到我的把柄。 唉,活得壓抑得很。 你不曉得。 壓抑。 太壓抑了。 人人都是這樣。 防不勝防。 我都是這個樣子,那些藏族就更是了。

唯:大昭寺的佛像是不是幾乎都砸光了,只剩下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和那麼一兩尊?

葉;沒有沒有,我倒是覺得老百姓即使砸大昭寺,他們還是留了一個心眼,把那些不重要的砸了,重要的好像都沒有砸。

唯:你覺得都剩下了那些呢?

葉:比如說外圍的那個轉經迴廊的牆就毀得兇,除此之外好像要輕得多。 我在文革之前畫過一幅水彩畫,畫的是大昭寺裡頭的那個很大的強巴佛,那個佛像現在還在。 不過那些圍欄、供器倒是都砸光了。

唯:那個強巴佛是新的吧,好像是後來才塑的。

葉:是嗎? 我不曉得。 我感覺是沒有被砸的。 我覺得就是小寺廟毀得兇。 底下反而比上面鬧得兇。 其實像色拉寺、哲蚌寺、布達拉宮,那裡面的佛像被毀的並不多。 我覺得這是因為老百姓不敢砸佛。 他敢砸畫,敢燒唐卡和經幡,但他確實不敢砸佛。 如果大昭寺文成公主帶來的那個佛像被砸的話不得了哦。 那個時候,哪個管你文成公主,但動都沒動。

唯:不對吧,拉中的紅衛兵砍過一下的。

葉:哦,那就不曉得了。 不過真要砸的話,文革是最好的機會,像扎什倫布寺的強巴佛都該砸,但一點兒都沒毀。 尤其布達拉宮更完好,當然這我估計是中央有指示要保護。 不過當時這種砸是不犯罪的。 但確實佛像砸得少,更沒得人去偷。 確實沒得人想要。 我也不想要。 我之所以要也主要是覺得藝術好而不是出於什麼保存,沒有那麼高的境界。 甚至三中全會以後,我撿了一些佛像,那會兒遼寧美術學院的老師到我們展覽館畫畫,走之前我給他們一人一個佛像作為禮物,並不覺得這有多咋個。 有一個叫澎波農場的地方,很多人在小佛像的頭上打一個洞洞,牽根電線,拿來做檯燈,還做得多漂亮的。 幾乎沒得完整的。 所以那會兒愚昧無知到這種地步。

說實話,我對藏民族的崇拜是通過我的收藏品、那些寺廟和他們偉大的建築等等。 我簡直太佩服他們的祖先了。 但是我對現在的一些藏族,我發現,除了喝酒、耍、還有就是學了些——改革開放以後,不管是國外的還是漢族的——一些不好的德行。 很純真的那一面反而沒得了。 唉,現在想要找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藏族的影子,還是要下去。 城市裡面已經基本消亡了。

唯:那些居委會的干部你熟悉嗎? 我對他們的命運很感興趣。

葉:八角街居委會的肯定我都認識。 我在八角街居委會搞“社教”搞過兩年。 跟老百姓“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我知道當居委會的主任要有兩個條件,第一苦大仇深,第二能說會道。 他們都很能說。 現在見了面好多人都認識我,我也認得到他們。 不過畢竟是二三十年的歷史了,名字都記不清楚了。
你還可以去問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他是很忙。 朗傑。 他是我們工作組的副組長,現在是政法委的書記,哦,已經調到檢察院當書記了。 他原來是我們拉中同學。
唯:他是工作組的?
葉:他在工作組中是實權派。 當時組長是竇京匯(音)。 他是副組長,掌管一片。 他當時就是八角街派出所的。 後來是副所長。 他就太曉得八角街的那些積極分子了。 什麼仁增啦,央金啦。 你可以問他。 仁增也是一個居委會主任,好像已經死了。
唯:你還是記得一些嘛。
葉:對。 當時我有一個優點,我在城關區工作的嘛。 城關區就了解各個居委會,它是專門負責居委會工作的。 所以說我也是從基層起家。
唯:在大昭寺搞的那個辦公室是怎麼回事?

葉:那是“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就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戴著紅衛兵袖章,還拍過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我要找出來就好了。 照片上,我正在寫一個牌子,叫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我還穿的是軍裝。 那時候是1966年秋季, 9月份、 10月份的樣子。 我還寫了一個回憶,是關於大昭寺破四舊的一段故事,不知道擱到哪兒了。

我是展覽小組的成員,我是搞美工的,畫連環畫。 我也畫過很多漫畫。 而且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辦公室是在大昭寺二樓上的一個大倉庫,肯定是一個大經堂,堆滿了“破四舊”的那些東西。 現在的位置是上樓以後的右邊,挨著伙房的那個大房子。 我們就住在大房子的對面。 我和公安局的一個姓宋的局長住一起。 他是拉薩市公安局局長,名字叫宋時科(音),極“左”。 我所以在那裡住了三五個月。 當時做飯的叫才巴措,青海的一個大姐,還有一個郵電管理局的小美人。 我們是一個工作組的。 “破四舊”的那些東西都堆在那個大房子裡面。

唯:都有些啥東西呢?

葉:哎呀其實亂七八糟的,還有留聲機之類。 搖唱片的唱片機都算“四舊”。 這些不是大昭寺的,是全拉薩所有“破四舊”收繳的東西都堆在那裡。 一句話,都是抄家抄來的東西。 我當時小嘛,就看印度的那些畫報,裡面有些裸體照片,我就悄悄地把照片撕下來,藏起來。 好美啊,我記得有一張人體照片。 現在當然好多人這麼說,葉星生,你聰明,你覺悟得早。 但他們忘記了一個問題。 當時開玩笑,如果發現人家在“破四舊”,但你卻在那裡撿,哪怕是撿了一點跟“四舊”有關的東西,那都會把你打死。 打死。 絕對打死。

所以我後來悲慘啊。 記得是72年還在軍管那會兒,因為我畫了一張石膏裸體像,被人 ​​從廁所裡撿出來了。 有一天軍代表找我談話,我一看又是屎又是尿的一張紙,上面是一個裸體女人。 軍代表問我,是不是你畫的,葉星生? 我說是我畫的。 然後就說我是“封資修”。 因此我就被抄家了。 我那時的房子很小,就把我在“破四舊”時候撿的東西沒收了。 我那時沒撿什麼東西,就幾張唐卡,還有版畫,版畫就是那種經卷一樣的畫,一卷一卷的,還有就是藏經版。 藏經版他們沒有發現。 因為我把藏經版當門板釘在門背後了,其實我是為了安全。 其他東西都給我抄走了。 然後還把我送進了學習班。 結果我天天跟那些我平時認為最可惡的階級敵人一起學習。 平時我喊得最來勁,什麼“打倒地富反壞右”之類,沒想到跟他們坐在了一條凳子上。

所以說“破四舊”那個時候,有這樣勇氣的人​​其實真的不多。 現在好多人回過頭來說,如果那時候撿幾樣東西就好了。 哪裡敢啊,你簡直不敢,如果被發現撿了一點兒都不得了。 你開玩笑哦。 那時候生命面臨著生存危險。 我那時候無知嘛。 如果我成熟了我也不敢撿。

唯:那你為什麼會想起要撿那些經版呢?

葉:我可能確實是熱愛藝術。 我覺得那麼美、那麼好的東西咋個就化為灰燼了? 再加上自己不懂事,不曉得政治的厲害,從小也沒咋個受到政治的重創,所以一句話,不知深淺。 畢竟怪我還是個孩子。

唯:確實是把經版扔到火裡去燒嗎? 燒了很多東西嗎?

葉:燒哦。 尤其明顯的是我們那個工作組。 就把那些經版跟柴火一塊兒碼起在那裡燒。 就在做飯的時候燒。不過我沒有發現帶有很多圖案的那種經版。 燒的都是帶文字的經版。

唯:帶圖案的經版更珍貴嗎?

葉:那當然。 ……哦,我發現過。 我把它抽出來了,偷走了。 他們說我是偷的嘛。

唯:那個巴措大姐還幫過你,拿唐卡把經版包起來?

葉:嗯,對對對,這個故事我好像給過那些記者。

唯:她沒有告你?

葉:沒有告我。 她多好的。 多善良的一個人。 還喊我趕快跑。

唯:那一段兒你主要畫漫畫?

葉:畫漫畫。 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畫了很多漫畫。 我最主要的一幅漫畫就是,記得那是我剛剛參加工作,好像是65年,我在大昭寺。 大昭寺出門右邊不是一面光牆壁嗎? 石頭做的牆壁。 當時給了我三十多塊錢,讓我在那里辦一個“社會主義教育畫廊”。 我記得很簡單,就幾根木條子,鐵皮。 噢,想起來了,這個原作還在,還剩下兩幅。 畫的是拿起鼓啊那些,歡迎解放軍到來等等。 每一批是十二幅。 全是我一個人畫完。 在白報紙上面畫。 畫完了我親自去裱,親自去粘。 後來因為報社轉來一封信,說公安局有意見,說是觀眾把交通堵塞了,這樣才沒有繼續辦下去。

其實我讀中學的時候就經常去大昭寺。 那時候,還沒有“破四舊”之前, 63 、 64年傳昭期間的燈會,都要請我去畫畫,畫那個燈的外圍。 那個燈會就跟我們漢族的燈會一樣,要在紙上畫上各種宗教圖案,裡面再點上燈,可能是酥油燈。 現在已經很久都沒有看到這種情景了。 我最驕傲的是有一次住在達賴的臥室裡,把我當作專家看待,小專家,才十六歲。 我和拉薩電影院的一個美工宋永生一起畫。

唯:那時候,拉薩畫畫的人多嗎?

葉:太少了。 沒有幾個。 記得謝富治到西藏那年,文化局讓我在八角街里面,左邊的一個迴廊,在“浪子轄”和“夏帽嘎布”的斜對面,那裡過去有一個方磴磴的廟子,現在好像還有。 就在那廟子的牆壁上用水泥把它抹平,然後在上面畫了一幅歡迎中央代表團的畫,但是由於說我把謝富治畫得不像,就把畫刷球了。

文革時候我畫的畫太多了。 所以我的整個繪畫水平,在文革沒有浪費掉就是這個原因。 畫“三忠於”(文革術語,“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文革術語,“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 畫毛澤東,畫林彪,畫各種領袖像。 我的宣傳資料上有一張照片就是我站在我畫的恩格斯像跟前。 主要畫毛主席。 我畫林彪畫得好。 他沒有倒台的時候畫他的正畫,他倒台了就畫他的漫畫。 還畫王其梅和曾雍雅的漫畫,都是“走資派”嘛。 可能我現在還找得出來當時的片斷,那些漫畫宣傳品。 我有很多原始的東西。 我還找得到革委會成立時候的宣傳畫,比如舉著毛主席的像,“三忠於”,“四無限”,等等。

反正我們在大昭寺那一段時間,我們有十幾個人,吃住都在那裡。 我們的展覽也搞起來了,但是中途咋回事把我給開除了? 哦,就是單位上把我要回去了,說葉星生這個人根不紅苗不正,階級立場不穩。 那時候紅衛兵都需要根紅苗正。 就把我吆回去了。 我哭了,哭得好傷心。 但他們不曉得我拿了經版啊那些東西。 不過那些東西保存下來的也不多,多數被他們抄家抄走了,但總還是保留了經版和一些捲捲畫。 他們覺得那些版畫是廢紙,他們根本不認識那些畫的價值。 

 

(未完待續;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

原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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