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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委員長到底是不是真抗日?

2015/9/1 — 10:38

【文:蕭武】

破土編者按:在大多數「有良心的」青年歷史學家那裡,蔣介石是抗日戰爭的中堅力量。然而,暫且不論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攘內必先安內說,他在抗戰中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口號的背後,行為和想法實際上也頗為曖昧。本文探討了「蔣介石到底是不是在抗日」這一網絡上爭議頗多的話題,相信可以解答我們的疑惑。破土歡迎不同觀點爭鳴,來稿請寄[email protected]

甲午戰爭之後,對中國而言,對日一戰無可避免,這在全國已成共識。因此,年輕的毛主席在辛亥革命後救斷言,二十年內,中日必有一戰。就在此時前後,北洋政府內部雖然也存在親日派,但在北洋將領圈子裡,對日必有一戰也是共識。所以,袁世凱與段祺瑞都說過,完成全國統一的任務後,就要整軍經武,準備對日戰爭。1930年前後,日本駐華軍隊日益猖獗,中日間爆發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打不打的問題漸漸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麼時候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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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在幹什麼呢?打內戰。

北伐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就開始考慮裁軍方案,整編軍隊,把各地的部隊都改編成正規化的國防軍。李宗仁回憶錄裡對此事講得比較清楚。委員長當時的打算是,最好把地方部隊都裁掉,就剩下中央軍。但是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他們都不同意,認為北伐的時候,對敵作戰地方部隊是主力,功勞最大,怎麼要裁軍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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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地方部隊裡面,馮玉祥的西北軍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在華北策應北伐出力最多,對委員長威脅最大,也就是委員長裁軍的首要對象。晉軍戰鬥力最弱,對委員長威脅最小,為了拉攏閻錫山支持裁軍,委員長就提出來一個方案,把桂軍和馮軍都多裁一點,然後中央軍和晉軍基本保留。閻錫山對這個方案當然很支持。會上吵得不可開交,到後來馮玉祥乾脆請假閃人了。委員長就指示老閻把馮誘騙到太原,然後軟禁起來了。等到桂軍反蔣失敗,地方軍閥救剩下閻錫山一家了,很顯然就是委員長的下一個對象。

這時候,老閻才着急了,又把老馮請出來,兩個人一起反蔣。一開始,老馮的西北軍部隊負責打仗,老閻負責供應。委員長使出傳統的技倆,各種收買,各種分化瓦解,把老閻給分化出去了,老馮自己的部隊裡韓復榘、石友三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馮閻反蔣失敗。然後,委員長再拿出來一個裁軍方案,將老閻的軍,老閻着急了,又聯繫桂軍、粵軍、馮軍和奉軍一起反蔣,打起了中原戰爭。西北軍戰鬥力比較強,一度佔據優勢,並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攻勢計劃,但是碰上下雨,沒能執行,主動權就轉到委員長這邊了。關鍵時刻,一直在關外作壁上觀的張學良突然宣佈,要率三十萬東北軍入關「調停」。毫無疑問,張學良一入關,救威脅馮閻後背,形成與中央軍夾擊馮閻聯軍之勢,馮閻於是失敗。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張學良電請中央給以支援,讓他打回老家去。但委員長給他回電指示說,不要着急,先穩住,坐等國際調停。不得已,張學良只得坐視東北淪陷。轉過年,日軍又藉故尋釁,在上海發動了淞滬戰役。這時候,在上海駐防的是蔣委員長從粵軍中分化出來的蔣光鼐、蔡廷鍇的19路軍。19路軍孤軍苦戰了一個多月,連電請援,委員長說是要堅守待援,但是中央軍卻遲遲不來,最後只能和日軍簽訂了一個城下之盟。而且,為了安撫日軍,19路軍抗日不但無功,反而成了罪過,19路軍被從上海調防福建,去參加圍剿中央蘇區。

這裡順便說,其實蔡廷鍇還參加過南昌起義,當時是師長,半路上才脫離部隊走了。蔡廷鍇到了剿共前線才知道,剿共這不是個好差事。一方面,紅軍英勇,19路軍損失大;另一方面,打完仗,委員長不但不給補充,反而藉機縮編,還準備和粵軍夾擊19路軍。迫不得已,蔣光鼐、蔡廷鍇發動閩變,請出老領導李濟深领頭,以抗日為名,在福州搞了一個中華共和國政府,並且跟紅軍達成了和平協議。然後,蔡廷鍇又聯絡粵軍和桂軍,準備將部隊在衡陽集結,然後沿現在的京廣線北上抗日。委員長還是老辦法,一邊政治交涉,表面上言辭申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一邊收買分化,一邊調集部隊,準備撲滅。這時候,紅軍是教條主義當權,所以沒能配合蔡廷鍇他們作戰,反而在中央軍南下的時候主動讓開了道路,讓中央軍去打19路軍。

再接下來,就是華北的方振武、吉鴻昌的部隊號召抗日,並且將隱居泰山的馮玉祥請出山。這時的馮已經是落湯的鳳凰不如雞,原來的西北軍系統已經做鳥獸散,而且他在綏遠奪的就是他原來的部下宋哲元的權。馮玉祥從泰山舉家遷往綏遠,以示全家為國赴難的決心。在隨緣,他組織了抗日同盟軍,並且發動了對倭寇的作戰,還收復了幾個地方。這時候,委員長不但沒有支援,反而要求馮玉祥解散抗日同盟軍,並派部隊北上,威脅抗日同盟軍後背。就在這時,日軍也調集部隊,準備向抗日同盟軍反攻。馮玉祥眼瞅着抗日無望,只好解散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再次通電下野,去黃山「讀書」。方振武和吉鴻昌不服,繼續堅持抗戰,被委員長和日軍前後夾攻,並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鴻昌避居天津,後來潛返華北,還是被蔣委員長抓住,最後處死了。

這還不算完,這兩次抗日高潮被撲滅下去後,粵軍和桂軍聯盟,又準備發動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員長讓開他們背上必須經過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的通道。同時,粵桂聯軍將部隊集中到了衡陽。委員長當然是故伎重施,拉攏收買,分化瓦解。粵軍的前鋒部隊是余漢謀,時為師長。委員長給與韓某許以高官厚祿,余漢謀立刻率兵從衡陽回師攻擊廣州,陳濟棠措手不及,治好也通電下野,去了香港當寓公。這次沒搞成,桂軍還不死心。1936年,紅軍長征已經到了陝北後,桂軍在西南發動,組織部隊,呼籲全國抗日,也聯絡了紅軍,可惜事機不密,又功敗垂成了。

這時候委員長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戰嗎?當然知道,但是委員長堅持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必須先把內部整理好了,然後才能與倭寇作戰。

委員長很清楚,各地軍閥們雖然都是以抗日相號召的,但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抗日只是藉口,反蔣才是本意。而且,經過中原大戰,地方部隊的損耗已經相當大了,沒有恢復起來。這些地方軍閥的抗日軍事動員最終都能被委員長撲滅,就是這個原因。經過中原大戰,粵軍、桂軍和閻軍這幾個當時主要的反蔣力量都聯合起來,也不是中央軍的對手。所以委員長很清楚,如果他俯順民意,真的舉全國之力與倭寇一戰,以收復東北,那麼肯定是要以中央軍為主力,而這就意味着,中央軍會在對日作戰中有重大損失。可以說,這時候委員長離翦滅地方軍閥勢力、完成真正的統一,已經不是那麼遙遠了。而一旦開始抗戰,中央軍肯定要充當主力,消耗必然大於地方部隊,那麼也就不能完成統一了。所以委員長一直堅持說,攘外必先安內。

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地方部隊的抗日熱情背後的實際情況。在華北與日軍直接對峙的是宋哲元的29軍,所部編有四個師,加上地方保安部隊,人數約在十萬左右。但是盧溝橋抗戰一開始,宋哲元並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動後退,穩定陣線,要求中央派部隊增援,並且給以財政上的補充和支持。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張公子也向委員長提出過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員長在這個事情上就很費躊躇,舉棋不定,左右搖擺,一會兒說要與倭寇決一死戰,一會兒又說要繼續談判。甚至到華北抗戰已經全面開始了,他的廬山談話也已經發表了,他還是希望能由國際上調停,達成妥協。

淞滬戰役前,張治中曾向委員長建議先發制人,委員長雖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終沒有下定決心,而且沒有作出相應的部署。所以,淞滬戰役雖然在國軍的戰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壯了,但結果卻並不好。這裡的原因就在於,委員長並沒有下定決心真的與倭寇全面開戰。如果他是真的想與日寇全面開戰,那麼他肯定會集中兵力,選擇好戰場,速戰速決,將在上海的日軍一舉殲滅。這是軍事常識,委員長肯定懂,不會不懂。但他沒有集中部隊,而是根據日軍增兵的情況不斷向上海不斷增兵。

整個淞滬戰役期間,國軍先後投入的部隊達到六七十萬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國軍精華,但是卻沒能解決倭寇。而且,在這種態勢下,委員長沒有採用大兵團圍殲的戰法,而是分批次輪戰,讓各個部隊都久戰疲憊,破損不全,然後再換一撥上去。戰役持續了三個月,日軍從金山衛登陸,抄襲國軍後路,對國軍形成夾擊之勢,委員長只好下令放棄上海戰場,退到蘇嘉國防工事線上再做抵抗。但是這些部隊指揮系統紊亂,又都是久戰疲憊之師,一撤退就成了大潰敗,到了蘇嘉國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鑰匙進門,只好踐踏而過,一口氣跑到了南京一帶。

委員長不傻,打仗這麼多年,基本的軍事常識肯定是有的,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這個仗是打給國際友人看的。委員長的想法是,上海是帝國主義勢力錯綜複雜的地方,長期持續的戰爭肯定會損害各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只要堅持打下去,戰爭不結束,總有一天列強會出面干預,進行調停。所以,整個戰役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不知道戰役要達到什麼目的,也不知道這仗到底怎麼個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換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換。從這個意義上說,蔣委員長不是不抗日,而是沒有決心,總是搖擺不定,在戰與和之間徘徊,坐失戰機。而倭寇則一步一步前進,積少成多,終於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最終演變成了抗戰初期日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而抗戰形勢的發展則是,正是因為抗戰,各地軍閥雖然在內戰中各為私利,但對日作戰卻都十分勇敢,最終也損失慘重。而蔣委員長親自締造和指揮的中央軍則游而不擊,保存實力,接收美援,坐等抗戰結束後摘桃子,統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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