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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受制的中國採訪 香港記者還能如何堅持報道? — 專訪林建誠(下)

2018/5/31 — 20:05

「大家往往將我標籤做一個『維權記者』,但其實我不贊同這個講法。」訪問甫開始,林建誠就斬釘截鐵的強調。

今年四月,資深中國組記者林建誠離開有線新聞,暫別投身20多年的新聞界,引發不少關注中國新聞的觀眾發出「一個時代終結」的哀嘆。

在公眾眼中,曾經在汶川泥石流中死裏逃生、鍥而不捨追訪逼大陸官員表態、令「六四鐵漢」李旺陽事蹟得以公諸於世的林建誠,象徵著港媒最積極、進取地報道中國新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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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港媒不斷被「買起」、越來越多媒體受中資或親中投資者控制,曾經詳實報道維權新聞的媒體,今日出現維權律師「認罪」的訪問;與此同時,中國組記者在大陸被阻撓採訪、甚至被毆打的新聞越來越頻繁,香港傳媒中國線的弱化,似已不可逆轉。

此時暫退的林建誠,自然成為了承載這份憂慮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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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再突破封鎖的輝煌記憶,到處處受制的今日,香港中國線報導未來還能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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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非維權新聞,絕對多過維權新聞 … 維權可能得係兩成。」林建誠自嘲說:「好人好事我都做過,只係大家唔睇、唔記,淨係記住我報道最悲慘、最衰的新聞。」

近年,香港大眾印象深刻的中國新聞,要不是政府侵害人權、打壓異見,就是網絡流傳、匪夷所思的「強國」奇聞,令中國新聞成為了荒謬、可笑的代名詞;但香港媒體報道中國新聞,選題之闊、涉獵之深,絕不止於此。

雖然香港觀眾對中國新聞的關注度,隨著2008年以降的多宗醜聞,與社會身份認同的轉變不斷降低,但香港傳媒在報道中國新聞上的獨特角色,至今仍然顯著。

雖然同被劃為「境外媒體」,香港傳媒對中國新聞的取態、選題,與真正的「外媒」大不相同。在高層政治方面,香港媒體掌握的消息源與外媒無法比擬,但在中國社會、民生、人權事件等議題上,香港傳媒覆蓋度廣、即時反應迅速、重視一手採訪,很多國際傳媒未必顧及的中國人與事,港媒都會著力跟進 — 有時更會因港媒的報道,令事件得以推上國際新聞版面。

對外媒而言,中國新聞只是芸芸國際新聞的其中一項;然而對於港媒,中國新聞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有線記者林建誠,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有線記者林建誠,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香港媒體關注的,是中國的人與社會,」林建誠強調,很多外媒不會考慮的中國新聞,都是經港媒報道才得以為外界所知。

而林建誠自己呢?抗拒「維權記者」標籤的他,採訪中國新聞時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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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廣州的異見作家野渡(原名)還記得,2012年六四前數月,林建誠曾向他提到,每一年的六四報道,外媒往往集中採訪天安門母親,或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盡是些有名的人,而忘記了在當年的全國性運動中,還有許多普通人的故事一直不為人知。

「他當時說,很想找一些『普通人』來談六四。」野渡說,當時李旺陽的友人也希望有媒體將李的事報道出去,兩方認識之後,林建誠決定赴湖南邵陽訪問李旺陽。

訪問當日,李旺陽的朋友托辭將他帶出國保看守的醫院,在一所酒店內與有線的攝製隊會面;由於李旺陽已失明、失聰,林建誠要在李的手掌上,用手指逐字寫出問題,但李旺陽思路仍然敏捷,表達相當清晰。

「李旺陽道出他在獄中受到的折磨,憶述被困在禁閉室受到摧殘虐待時,我的眼睛已溋著淚水,」林建誠後在採訪扎記中寫道:「在過去很多年的採訪中,我從來沒有在被訪者面前流淚,這一次終於也忍不住了。」

事實上,在有線訪問前,一些海外華文媒體也曾報道過李旺陽的情況,但卻波瀾不驚、未見任何迴響;詎料在香港有線的訪問播出後,卻引發出牽然大波。播出後四日,李旺陽被發現離奇死亡於醫院,當局堅稱是自殺,並迅速將遺體火化。事件在香港引發萬人遊行,亦引來國際關注。

然而,對於李旺陽的死,林建誠久久未能釋懷,一度患上創傷後遺症。野渡指,事後與林建誠談起李旺陽,林幾次不能自己,嚎啕大哭。

「對一個外媒記者而言,這種場景幾乎是不可能見到的,」野渡對林建誠幾度為李旺陽痛哭的情境,仍記得清楚:「可見,他(對中國人權事件)已經深深的投入其中。」

因參與89民運被囚多年的湖南工運領袖李旺陽,於2012年5月22日成功避開監視,接受林建誠專訪,訪問後二人匆匆合照。(圖片來源:林建誠)

因參與89民運被囚多年的湖南工運領袖李旺陽,於2012年5月22日成功避開監視,接受林建誠專訪,訪問後二人匆匆合照。(圖片來源:林建誠)

李旺陽死後,林建誠曾先後在《明報》及記協刊物撰文,回顧事件。在沉痛悼念李旺陽以外,林更對自己作為中國線記者的判斷,生出疑問。

「李旺陽事件徹底把自己帶入一個深淵;我不斷反問,原來十幾年的經驗都無法預計被訪者會離奇死亡 ⋯ 」他寫道:「今後當面對同樣受困逼、遭受欺凌的弱勢人群時,當用什麼樣的技巧與智慧?」

披露中國異見者的故事,幾乎肯定會令對方陷入險境,李旺陽便是極端例子;在將真相曝光與確保受訪者安全之間應如何平衡,是當時中國線記者面對的一大難題。

「跑中國新聞,是一門永遠學不完的功課。」林建誠其時這樣總結回顧文章:「期待更多同道未來為中國新聞發光發熱,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理念投射到中國內地。」

六年過去,林建誠也已從中國組記者的崗位退了下來;這個願景,有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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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下來,曝光與安全之間的掙扎仍在,但在採訪空間不斷收窄的當下,對中國線記者而言,鑽隙尋縫突破封鎖的機會越來越少,連「例行公事」式採訪也變得越來越難。

2013年底,20多歲的電子傳媒記者Kelvin(化名)第一次被派駐京,首戰是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的庭審。

上京前聽前輩教路,做中國法院新聞,將攝影機架在法院對面街便可拍到囚車出入;但來到現場,Kelvin卻發現法院外方圓兩個街口都有公安嚴陣以待,採訪車在法院周遭轉了幾圈,無法停泊,一停就有人上前招呼。

隨著大陸採訪環境急速惡化,「前輩教落」的採訪竅門,受教不久就已派不上用場。

未幾,許志永的代表律師步出法院,即被公安包圍欲帶上警車。港媒記者立即下車一擁而上,將咪高峰塞入公安肩膀間的隙縫追訪;Kelvin被公安扯著背囊掹走,一眼關七的攝影師一手將他拉回。

2013年底,雖然經過一番推撞,港媒記者至少還能在法院門外採訪到律師的幾句話;再不久,敏感案件的法院封鎖更加森嚴,要在法院門外訪問到律師已是天方夜譚。

香港傳媒在大陸採訪,面對的制肘不斷增強。就在今個月內,先後爆發兩宗香港記者在四川及北京被「老百姓」及公安毆打的事件,震驚全城。

但限制越收越緊,非始於近兩年。

據駐陸十年的林建誠觀察,約自2011年起,大陸當局逐漸發展出一套管控媒體的方式,逐步逐限制外媒、港媒的空間。

「(之前)仍是『被動』的防範,你嚟,就阻住你,」林建誠解釋:「但在2011年後,(當局)漸漸由被動,變成更主動的、有系統的攔截 ⋯ 到近幾年,即使不太敏感的案件,都封得好犀利。」

所謂「主動」的攔截,除了更嚴密的封鎖,還有摸清傳媒運作、靈活運用策略。

2011與2016兩次烏坎事件,便可見當局對付外媒的手法,越來越成熟;兩次均有參與報道的林建誠,感受尤深。他指出,2011年的烏坎事件以基層民主為主軸,吸引大批國際媒體前往,但2016年風波則圍繞土地糾紛,來訪外媒大幅減少;即使香港媒體採訪的力道並無減弱,版面亦難免大輻減少。

當局一方面高調點名批評港媒「煽動、策劃、導演」村民生事;另一邊廂則維持局面平緩,令記者無法拍到衝突畫面。

「武警企定定任你影,唔郁手、唔放催淚彈 … 一日、兩日如是,第三日你就出唔到街,」林建誠解釋:「到傳媒走晒,佢先郁村民。」

最終,外媒記者被當局全數驅離烏坎;之後烏坎內部流傳出武警施放催淚彈、有村民身中橡膠子彈的影像,但受制於當局的嚴密封鎖,外媒無法跟進證實。

圖片來源:twitter@ihku22

圖片來源:[email protected]

在與公安爭持的驚險場面以外,大陸當局正在循更多細緻途徑收緊港媒的採訪空間。

供職於另一電子傳媒、同於2013年起駐京的記者阿智(化名)亦指,近年越來越多學者以「需要校方」批准為由拒絕接受港媒訪問,即使是毫不敏感的民生、社會議題,港媒「來來去去都只能訪問嗰幾個人」。同時,亦越來越多官方團體的場合(如中國社科院的記者會),不設問答環節也不允許媒體採訪個別人士;敏感時刻,受到嚴密監控的異見人士名單越來越廣,時間也越來越長。

短兵相接的機會變少,連靜態的採訪也要鬥智鬥勇。

發展到近日,當局的「進步」更為明顯。Kelvin指出,近日now記者北京採訪709律師謝燕益被打一事後,北京公安局罕見發稿、公開公安隨身錄影,前所未見。「以前邊度會咁玩?佢哋都開始要攞輿論,公關功夫好咗好多,想調返轉嚟講件事,畀上面嘅人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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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內人都明白,中國大陸管制、操控輿論的技巧進化,並不是中國新聞越來越難做的唯一原因。

同於13年開始駐京的Kelvin與阿智不約而同形容,目前港媒駐京記者一職,經已「變質」,原因主要有二。

一、港官上京越趨頻繁。香港各級官員訪京次數越來越頻密,港媒記者不得不以追訪港官為先,佔去大量時間。

「而家跟香港的官,變了駐京的主要功能,一係港澳辦、一係駐京辦,啲官去邊啲部委,都要去等,但只係門口影兩個SHOT、扑個咪,好嘥時間,」說起這一點,Kelvin一肚怨氣。

二、願意駐京的記者買少見少。在傳媒行業青黃不接的大環境下,中國線/駐大陸的新聞崗位亦不能倖免。

駐京期間,記者需自己透過人脈網絡發掘新聞故事,加上要應付當局阻撓及不同突發情況,能力上有相當要求;然而近年傳媒行業流失率高,加上駐京要每年離家數月,更成重災區。「唔夠人,啲人駐完一次話冇興趣再駐、甚至已經轉咗行,冇選擇之下,唯有叫新人駐,」阿智覺得,駐京記者的性質,目前幾乎已變成「鍛練新人」的平台。

「而家記者個cycle流轉得太快,等唔到四五年,係兩三年就玩完(轉行),」Kelvin解釋,新聞機構內部本身有經驗的記者就不多。

「而且啲人越嚟越後生,唔會對大陸有太多認識同感覺。」

與前輩不同,新一代的中國記者,與香港整體的同代人一樣,對中國的關懷所餘無幾:新人如此,現已算「有經驗」的一代亦然。

駐京四、五年的Kelvin與阿智均言,駐京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是作為記者可以「學到嘢」,嘗試另一套與在香港截然不同的採訪體驗。

「我唔係覺得中國應該點變,而去跑大陸新聞,」Kelvin說:「只係覺得做記者,應該涉獵不同範疇。」

他坦言,隨著自己駐京的經驗增加,對中國大陸的人權、民生問題無疑會較一般人更加著緊,但這並不能抵銷同時不斷滋長的一股抗拒感:「越做得多、越睇得清楚,就會越想離開 ⋯ 」

他承認,這幾年經歷令他想離開的,不只是中國大陸,也包括香港。「當你睇到上面不斷收緊,難保他朝香港都會一樣,會預見到,香港都只會繼續差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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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誠向來是中國線記者之中的異數。

一般香港記者駐大陸城市,每年只駐兩個月或一季;林建誠卻自2006年起駐於有線廣州記者站,幾乎全年無休,一駐十年。2016年,有線傳出賣盤,同時林建誠結束十年廣州駐站生涯,引起外界質疑「有線自閹」的揣測。對此說林建誠不以為然。

返港的決定背後,是十多年積累下來的心理壓力。

十年來幾乎不間斷地追訪中國新聞,一方面較其他短暫駐陸的記者更加緊貼當地情況,但另一邊廂,沒有「抖氣」的空檔,日積月累下來,對心理造成的影響十分明顯。全年無休地處於監控之下,電郵不時被入侵、通訊軟件頻繁切換,又要應付當局軟硬兼施的統戰與阻撓,固然令人精神緊繃;但更令人揪心的,是無日無之地親睹壓迫與不公。

「跑中國線新聞嘅記者,好容易有抑鬱;呢種抑鬱,有時唔識得點同人講。」林建誠坦言:「其實李旺陽事件後(有線內部)已經有傾過,我係咪應該返香港先 … 但因為件事未了,我唔想走咗去。」

對無權者的憐憫,對一再目睹不公的憤恨,均是人之常情;但對一個新聞記者而言,這卻是難以調和的掙扎。

「喺(內心)深層裏面,我係討厭中國;但討厭中國,唔等於我唔關心底層的老百姓,」林建誠沉著說道:「呢個係我長期所處嘅矛盾。」

他口中的「中國」既指政權,也旁及對不公義漠不關心、出口便是「要不是共產黨 … 」的既得利益者;與此同時,在最底層掙扎的人民,與持守內心追求的善人,卻被越發強大的國家機器齒輪壓得喘不過氣。深陷於這樣的環境當中,心中的天秤無法不傾斜。

林建誠時時提到著目前陷獄的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曾介入多宗維權事件的唐,於2014年被捕,2016年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判刑五年。「佢為社會、為弱勢做過好多嘢,我睇住佢被拉、咁樣受苦,作為一個朋友、同一個信仰的主內弟兄,咁樣畀人摧殘,點會唔難過?」

資料圖片,唐荊陵

資料圖片,唐荊陵

「我要承認,我對中國係越來越疏離、越來越疏遠,」林建誠說:「而且係我在十幾年跑新聞的生涯入面,主動地疏遠。」

「有時真係寧願抽離一下,心入面會好過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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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中國大陸係灰,但我對香港始終仍有信心。」

在澳門出生成長、香港求學的林建誠,先後供職於澳門及香港傳媒;2000年追訪庾文瀚事件,展開中國新聞採訪生涯,駐紮中國大陸十多年。雖以香港媒體為發表平台,但林建誠的職業生涯,是在香港以外度過的。

但他對香港仍有深刻認同。「自孫中山以降,香港都係一個唔聽話嘅社會,唔鍾意極權、鍾意普世同自由,呢份沉澱咗過百年嘅底蘊,我依然見到,散播喺香港人嘅心入面。」

「今時今日跑中國新聞,事實上係好被動 ⋯ 但他日有大事件,傳媒人嘅力量就會再爆發出嚟。」這是林建誠對仍在中國大陸跑新聞的年輕行家們的寄語。

雖然來自澳門、在大陸長居十年,但他會自稱為「一個跑中國線嘅香港記者」。這個身份,對他而言意味著甚麼?

「『香港記者』即係勤快,勤力、動作快、反應快,」林建誠如此總結:「積極進取、有膽色,應該企硬就企硬,當仁不讓。」

「香港記者嘅本色,係咁。」

林建誠,攝:Seb

林建誠,攝:Seb

 

文/慘綠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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