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虛擬嘅自由:當社會解離成為個體

2017/4/7 — 6:47

【文:何明彥 譯:潘煒林】

「⋯⋯工人喺勞動中耗費嘅力量越多,佢親手創造出嚟反對自身嘅、異己嘅對象世界嘅力量就越大;佢本身、佢嘅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佢所有嘅嘢就越少。宗教方面嘅情況都係噉。人奉獻畀上帝嘅越多,佢留畀自己嘅就越少。工人將自己嘅生命投入對象:但依家呢個生命已經唔再屬於佢而係屬於對象喇。」(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

自由背後嘅權力

殖民法治秩序、市場經濟以及個人主義結盟嘅意識形態,係構築香港「自由」概念嘅基石。然而正如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所批判,香港人對自由嘅想像同定義只不過係「虛擬自由主義」,只求喺私領域不受政府干預嘅自由,但就對公共領域上集體嘅政治權利缺乏興趣,甚至感到厭惡。依種「虛擬自由主義」嘅危險就在於,當社會安於當前虛假脆弱嘅個體自由狀態,汲汲營營於只係關注個人物質生命嘅幸福,噉所謂嘅公民社會——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用嚟制衡國家嘅基石——就會趨向解離甚至瓦解。一旦社會成員彼此嘅連帶只係淨低純經濟關係嘅私人連結,曾經相信嘅集體價值就會隨住社會運動嘅挫折走向虛無,噉國家機器就可以輕易進佔公民社會退讓出嚟嘅政治空間,進而奪取治理社會生活嘅絕對權力。到咗噉嘅境地,「虛擬自由主義」體制所許諾嘅自由就只不過係空中樓閣,隨時都可以俾宰制社會嘅掌權者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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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惡名昭彰嘅「共識」宣稱香港貴到令人咋舌嘅房價,乃係因為地少人多,長年供過於求嘅自由市場結果。諷刺嘅係,香港呢個屢屢被評為世界最自由嘅經濟體,佢嘅土地市場係承襲殖民制度,被政府完全壟斷。政府同少數大型地產發展商合謀,囤積閒置土地作為儲備哄抬樓價;另外又放任中國資金湧入香港,趁人民幣下跌、全球低利率之際炒樓保值。2015 年中資喺港投資約 40 億美元嘅房地產,小小香港竟然係中資喺海外投資房地產金額嘅國家/地區入面排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一百幾億美元)同澳洲(46 億美元)!而喺新界,政府放任鄉黑集團以低效率嘅方式濫用棕地賺取租值,又將丁權販賣畀發展商賺取暴利。呢一切都係為咗提供香港政府每年鉅額嘅收入,以便喺維持香港資本低稅天堂嘅形象嘅同時,支撐龐大嘅基建支出,繼續維持呢個荒唐嘅金錢遊戲。政府亦都藉此拉攏大型本土同中國嘅地產商、中國房地產投資者、以及新界鄉黑勢力,組成牢不可破嘅官商利益集團。喺觸犯經濟學大忌——壟斷嘅同時又能向香港大眾同國際社會販賣自由經濟嘅光鮮形象,真係一個好抵玩嘅交易!

而資本暴利嘅代價,就係由中產、勞動階級承擔。房價、租金幾咁高自不必言,更悽慘嘅係生活水準同居住品質嘅低劣。成為「樓奴」嘅香港人,被迫超時血汗工作,為求可以還清巨額嘅房貸,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方便聽日起身有足夠嘅精力再俾資本家同政府再剝多一層皮。噉樣惡性循環下,成個體制嘅富裕就係嚟自對香港大眾勞動同消費嘅雙重剝削。居住呢個人類生活嘅基本條件,喺香港竟然被炒賣到變成高不可攀嘅商品。更令人髮指嘅係,商品嘅價格竟然仲俾壟斷市場嘅賣家所操縱,囤貨居奇、待價而沽,滿足嘅唔係人民居住嘅需求,而係投資者同發展商嘅利益。一個理應為民服務嘅政府嘅行為竟然堪比奸商,更恐怖嘅係佢仲手握政治權力同宣傳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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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明明囤積大批可供開發嘅土地,卻不斷透過輿論製造土地供應短缺嘅假象,宣稱一定要綠地開發、填海造陸。呢啲土地計劃又係提供政府興建大型嘅所謂基建,幫承建商、發展商逐利嘅大好藉口。嗰啲發展計劃,話就話係解決房屋問題,實情係政府讓利畀私人資本投資炒地嘅新機會。耗費鉅資嘅大白象工程,都係民脂民膏堆砌而成嘅——香港人為居住付出嘅代價,都間接化為政府嘅土地收入。所以,香港表面上好似好低稅,但實質上香港人每一日都喺度交緊重稅。香港呢個低稅天堂稅制可以噉樣偏坦資本利得,原因係勞動同中產受薪階層唔單止缺乏政治權利去影響政府政策,甚至心入面坦然接受政商利益集團喺房價、勞動同所得稅上對佢哋嘅三重剝削。

市場中嘅生命:個體作為價值生產嘅工具

虛擬自由意識型態下香港社會嘅弔詭在於,社會中嘅人雖然自稱自由,但個體卻喺生活入面感到痛苦,甚至痛苦已經被視為係社會生活嘅常態。如果我哋將自由想像為追尋快樂嘅權利,噉我哋點解認為香港咁唔適合人住呢,而香港人又何以選擇擁抱痛苦?或者係,咁啱係喺呢個看似自發(spontaneous)、不受外力干擾嘅自由社會秩序嘅核心,有隻由權力驅使嘅無形之手,喺度規訓、引導我哋嘅身體同知識自願擁抱痛苦,投身無止境嘅價值生產同埋市場競爭。

喺依一個自由市場倫理指導嘅社會入面,個體自細練習點樣承受痛苦,學習要崇拜成績,人生彷彿只係為咗成為「有用嘅人」,亦即係生產經濟價值嘅機器。香港青少年集體痛苦同自殺潮,其實亦都代表緊成人社會同整體社會嘅痛苦——競爭、成績壓力、過勞、對勞動嘅疏離異化——嘅縮影。喺權力嘅指引同制約之下,我哋被誘導以無止境嘅消費同財富累積嚟緩解勞動帶來嘅痛苦。香港人畢生所追求嘅一切可能形式嘅幸福或意義,只能夠以肉體勞動同價值生產嚟交換。喺勞動過程中嘅艱苦同壓力亦因此唔係懲罰,而被視為一種必經嘅試煉。生命就喺生活嘅痛苦同消費嘅歡愉之間嘅循環達成圓滿。喺自由經濟嘅神話之下,香港同其他發達經濟體嘅幸福水平差九條街——世界最長工時、惡劣勞動條件、最高嘅房價所得比、令人窒息嘅居住空間同品質。依啲嘢喺抱怨聲之中被港人默默忍受,而從來未喺政治領域上被認真挑戰過。

香港人經營生命就好似經營企業噉,刻苦勤勉噉追求成績、豐富履歷、拓展人脈,但求喺割喉競爭嘅就業或創業市場度跑出。無可諱言,彼此競爭嘅過程有住個體自由同創造力嘅色彩,人亦會由成就之中感覺到自我實現嘅快樂。不過,正正喺對如此事業成就,同佢背後所代表嘅價值報酬嘅無盡瘋狂追逐中,我哋將人生嘅各種目標,化約為滿足無盡物質慾望嘅一個個階段性任務——買樓、買車、更多嘅消費同投資……高樓價下人生嘅所有目標都已經俾社會集體定義,我哋生活嘅意義只係在於未來更折磨人嘅追求。

對缺乏政治權力嘅香港普通人嚟講,自由嘅條件只會係對私領域既定遊戲規則絕對嘅服從,因為我哋冇辦法以政治挑戰市場。除咗將勞動力投入市場生產價值,去維持個人基本嘅生活水準同尊嚴,香港人嘅生涯道路別無選擇。當社會集體全神貫注於私領域物質生活嘅完滿,汲汲營營噉消磨肉體同精神去生產價值嗰陣,任何僅存關於自由嘅幻象都會因為缺乏其他選擇而變得無謂。喺經濟自由統識治理嘅「光明」敘事底下,香港私領域物質豐盛嘅代價,反而係生活品質嘅低劣貧乏、精神生活嘅虛無痛苦同埋生命其他可能嘅荒蕪。喺勞動同資本市場入面追逐浮沉嘅香港人,亦因此自動自發噉成為體制創造經濟成長嘅工具。

當我哋過於「自由」:公共領域嘅消失

當我哋坦然忍受,終於認同當下嘅生活狀態同社會秩序,生活嘅意義就諷刺噉侷限喺追求個體痛苦嘅減輕。一旦個人過於關照自身物質生活嘅幸福,我哋同社會上他者嘅關係亦會被簡單化約為私人嘅情感或者係經濟利益嘅關係,對於表面上事不關己嘅公共事務同社會事件就不免冷漠疏離。若然社會淨係私領域上純粹理性自利嘅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嘅集合,噉就唔會再有公民意識、民族情感或者其他超越私人領域嘅共同體情感聯繫。當我哋唔認為我哋應該關心社會,對我哋嘅家園唔再懷有情感,曾經屬於國家以外社會嘅公共領域亦都會就噉消解。

近年香港政治發展急速崩壞,公民自由朝不保夕、喧騰一時嘅本土運動受挫衰頹、法治體系卒之都證明咗只係一國兩制嘅玩物。無力感同埋焦慮籠罩住尚存理想嘅人,任何形式嘅抗爭似乎都只係西西弗斯式嘅徒勞。世事嘅荒謬鼓勵咗犬儒嘅態度,亦加速咗公民社會嘅衰退。由原本嘅熱情減退到疲倦無感,甚至厭惡公共領域,呢班香港人,同關心政治事務、重視言說同行動以改變社會嘅公共人(homo publicus)漸行漸遠。面對橫蠻無度嘅國家機器暴力,缺乏政治權力嘅人民終於心灰意冷噉放棄咗「公共人」嘅身分。

被權力剝奪公共生活嘅香港人面臨住行動同知識上嘅困境。行動方面,體制內手段經已窮盡,群眾亦冇心力再將反抗升級。喺知識上香港人無法突破統識價值觀嘅網羅,只能喺虛擬自由主義框設嘅邊界入面遊走。當我哋高舉港式「自由」作為意識形態嘅旗幟嗰陣,我哋就一定要係經營私人生活嘅經濟人,先至可能有餘力去想像、關心呢個名為「香港」嘅社會共同體、同其他社會成員建立非經濟嘅連結、成為喺政治領域行動嘅公民。我哋甚至會因為噉降格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嘅「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個體嘅生存意義得返為咗維持生命存續而勞動,無法同其他個體產生社會同政治上嘅連結,更遑論用行動改變世界,創造不朽嘅影響。

喺後工業嘅資訊經濟時代,當經濟人喺私領域宣稱絕對嘅自由,弔詭噉反而會導致政治自由嘅喪失同公民社會嘅消解。當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咁容易斷絕,社會關係就有好似啱啱仙遊嘅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所講嘅液態化(liquidized)。當經濟社會隨住科技趨勢講求效率同埋流動,一切嘅感覺——痛苦、自由、快樂、悲傷——都只不過係片刻而屬於個人,噉仲有咩係屬於社群堅固穩定嘅集體記憶,仲有乜值得我哋拋棄個體嘅福祉而行動呢?唯一值得追求嘅都只係輕盈而稍縱即逝嘅歡愉,而呢啲歡愉都係屬於個人,透過經濟活動就可以交換得到。我哋唔需要穩定、永久嘅關係——對於彼此嘅愛、對於所在家鄉嘅關懷、對於記憶嘅執著——唔存在交易唔到嘅幸福,亦冇嘢係永恆而且不可取代。我哋嘅身分、記憶、情感都係流動而輕盈嘅,我哋係無根無社群嘅自由人。政治對我哋而言就顯得多餘,我哋就將公共事務、將彼此命運嘅話事權讓渡咗畀壟斷制度暴力嘅國家同行政機構。

香港人喺勞動同價值生產之中消耗嘅生命越多,個人所能夠投放喺社會生活嘅心力就越少。而佢透過日夜痛苦勞動親手創造出嚟嘅價值,將會助長國家同資本權力——嗰啲宰制佢生命嘅力量——嘅壯大。香港人越專注喺個人嘅物質幸福,佢本身就會更加貧乏痛苦,而香港民間社會對國家權力嘅抵抗力就越虛弱。一來一往之間,造就咗國家機器嘅強盛,同埋社會中個體嘅虛弱——雖然我哋表面上仲好似係流動而自由。

終於,經濟哲學家嘅預言實現——市場取代咗社會成為主導我哋嘅秩序。我哋嘅所謂自由,就好似自然狀態入面獨立嘅原始人同動物噉,冇社會連結同公民義務嘅羈絆,喺自然形成嘅市場秩序裏面掙扎痛苦,只係為咗生命嘅存續同肉體嘅歡愉而生存。但係當我哋仔細觀察喺看似自由秩序嘅市場背後,隱藏嘅國家權力正假借市場之名,主宰我哋嘅生活。當獨立於國家之外嘅社會共同體解離,浮沉喺市場秩序嘅我哋,就會同自然界入面隨時被猛獸捕殺嘅豬羊一樣自由。當我哋自願喺集體嘅大敘事入面解放,國家就因此冇咗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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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自由:當社會解離成為個體(原文)

「…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

市場中的生命:個體作為價值生產的工具

殖民法治秩序、市場經濟與個人主義結盟的意識形態,是構築香港「自由」概念的基石。然而正如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所批判的,香港人對自由的想像與定義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只求在私領域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卻對公共領域上集體的政治權利缺乏興趣甚至感到厭惡。如此虛擬自由主義的危險在於,當社會安然於當前虛假脆弱的個體自由狀態,汲汲營營於關注個人物質生命的幸福,那所謂的公民社會——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用以制衡國家的基石——就會趨向解離甚或瓦解。一旦社會成員彼此的連帶只剩下純經濟關係的私人連結,集體曾經相信的價值隨著社會運動的挫折走向虛無,則國家機器便可輕易進佔公民社會退讓的政治空間,進而奪取治理社會生活的絕對權力。到如此境地,「虛擬自由主義」體制所許諾的自由就也不過是空中樓閣,隨時都可被宰制社會的權力收回。

香港最惡名昭彰的「共識」宣稱香港貴得令人咋舌的房價,乃是因為人多地小,長年供過於求的自由市場結果。諷刺的是,香港這個屢屢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其土地市場卻承襲殖民制度,為政府所完全壟斷。政府與少數大型地產發展商合謀,維持過多的閒置土地作為儲備哄抬樓價;另又放任中國資金入港,趁人民幣看跌、全球低利時代之際炒房保值。2015年中資於港投資約40億美元的房地產,小小香港竟排行中資在海外投資房產金額的國家/地區中第三位,僅次於美國(一百多億美元)與澳洲(46億美元)!而在新界,政府放任鄉黑集團以低效率的方式濫用棕地賺取租值,並將早已過時的丁權販賣給發展商賺取暴利。這一切都是為了提供香港政府每年鉅額的歲入,以在維持香港資本低稅天堂的形象的同時,支撐龐大的基建支出。政府也藉此拉攏大型本土與中國地產商、中國房地產投資者、以及新界鄉黑勢力,組成牢不可破的官商利益集團。在觸犯經濟學大忌——壟斷的同時又能向香港大眾與國際社會販賣自由經濟的光鮮形象,好個划算的交易!

而資本暴利的代價,則是由中產、勞動階級承擔。房價、租金之高自不必言,更悽慘的是生活水準與居住品質的低劣。成為「房奴」的香港人,被迫超時血汗工作,以求能繳清高額的房貸,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方便明早起身有足夠的精力被資本與政府再剝一層皮。如此惡性循環下,整個體制的富裕便是來自對香港大眾工作上與消費上的雙重剝削。居住這一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在香港竟被炒賣為高不可攀的商品。更令人髮指的是,商品的價格還竟被壟斷市場的賣家所操縱,囤貨居奇、待價而沽,滿足的不是人民居住的需求,而是投資者與發展商的利益。一個理應為民服務的政府行為竟堪比奸商,更可怖的是它還手握政治權力與宣傳機器。

政府明明囤積大批可供開發的土地,卻不斷透過輿論製造土地供應短缺的假象,宣稱綠地開發、填海造陸為香港的必須。這些土地計畫又是提供政府興建大型基礎建設,圖利建商、發展商的大好藉口。新穎的建設計畫,名為解決房屋問題,實為政府提供私人資本肥美合約與投資炒地的新機會。耗費鉅資的大白象工程,都是民脂民膏堆砌而成的——香港人為居住付出的代價,都間接化為政府的土地收入,等於是另一項重稅。香港這低稅天堂稅制能如此偏坦資本利得,原因是勞動與中產受薪階層不但缺乏政治權利以影響政府政策,甚至能坦然接受政商利益集團在房價、勞動與所得稅上對他們的三重剝削。

虛擬自由統識下香港社會的弔詭在於,社會中的人雖被宣稱是自由的,但個體卻在生活中感到痛苦,甚至痛苦已被視為社會生活的常態。若自由意味著追尋快樂的權利,那何以我們認為香港如此不適於人居呢?或許是,恰恰是在這看似自我發動、不受外力干擾的自由社會秩序的核心,有隻由權力驅使的無形之手,在規訓、引導我們的身體與知識擁抱痛苦,投身無止盡的價值生產與市場競爭。

在自由市場倫理指導的社會,個體自小練習如何承受痛苦、崇拜成績,人生彷彿只為成為「有用的人」,或換言之生產經濟價值的機器。香港青少年集體痛苦與自殺潮,其實也是成人社會整體社會痛苦——競爭、成績壓力、過勞、對勞動產品的疏離異化——的縮影。在權力的指引與制約之下,我們被誘導以無止盡的消費與財富積累來緩解勞動帶來的痛苦。香港人畢生所追求的一切可能形式的幸福或意義,只能以肉體的勞動和價值的生產來交換。勞動過程中的艱苦與壓力也因此不被視為是懲罰,而是一種必經的試煉,而生命也在生活的痛苦與消費的歡愉之間的循環達成圓滿。在自由經濟的神話之下,香港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幸福水平落差——世界最長工時、惡劣勞動條件、最高的房價所得比、令人窒息的居住空間與品質——在抱怨聲中被港人默默忍受,而從未在政治領域上被認真挑戰。

香港人經營生命就如同經營企業,刻苦勤勉地追求成績、豐富履歷、拓展人脈,以求在割喉競爭的就業或創業市場中勝出。無可諱言,彼此競爭的過程有著個體自由與創造力的色彩,人也會從成就中感到自我實現的快樂。然而,正是在對事業成就與它背後所代表的價值報酬無盡的瘋狂追逐中,我們將人生各種目標化約為滿足無止盡物質慾望的階段性任務——買樓、買車、更多的消費與投資……高樓價下人生的所有目標都已被定義,其意義只在於未來更磨人的追求。

對無法參與政治場域的香港普通人來說,自由的條件只能是對私領域既定遊戲規則絕對的服從,因為我們無從藉由政治挑戰市場。除了將勞動力投入市場生產價值,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與尊嚴,香港人的生涯道路別無其他選擇。當社會集體全神關注於私領域物質生活的完滿,汲汲營營消磨肉體與精神以生產價值時,任何僅存關於自由的幻象都因選擇的缺乏變得無謂。在經濟自由統識治理的光明敘事之下,香港私領域物質豐盛的代價,卻是生活品質的低劣貧乏、精神生活的虛無痛苦與生命其他可能的荒蕪。在勞動與資本市場裡追逐浮沉的我們,也因此自動自發地成為體制創造經濟成長的工具。

當我們過於「自由」:公共領域的消失

當我們坦然忍受終至認同現下生活狀態與社會秩序,生活的意義也就諷刺地侷限於追求個體痛苦的減輕。一旦個人過於關照己身物質生活的幸福,我們與社會上他者的關係也就此被簡單化約為私人的情感或是經濟利益的關係,對於表面上不關己的公共事務與社會事件就不免冷漠疏離。社會若真只是私領域上純粹理性自利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集合,就不存在公民意識、民族情感或是其他超越私人領域的共同體情感聯繫。當我們不認為我們應該關心社會,對我們的家園不再懷有情感,曾經屬於社會的公共領域也就因此消解。

近年香港政治發展急速崩壞,公民自由朝不保夕、喧騰一時的本土運動受挫衰頹、法治體系也終被證明是一國兩制的玩物。無力感與焦慮壟罩著尚存希望的人們,任何形式的抗爭似乎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勞。世事的荒謬鼓勵了犬儒的態度,也加速公民社會的衰退。從原本的熱情到疲倦無感甚至厭惡公共領域,香港人與關心政治事務、重視言說與行動以改變社會的公共人(homo publicus)漸行漸遠。面對蠻橫已無節制的國家機器暴力,缺乏政治權力的人民終於心灰意冷地放棄他們僅剩的武器。

被權力剝奪公共生活的香港人面臨著行動與知識上的困境。行動上體制內手段已然窮盡,也無心力升高反抗的層級。在知識上香港人無法突破統識價值觀的網羅,只能在虛擬自由主義框設的邊界內遊走。當我們高舉港式「自由」作為意識形態的旗幟,我們必然首先是經營私人生活的經濟人,其次才有餘力想像、關心這個名為「香港」的社會共同體、與其他社會成員建立非經濟性連結、在政治領域行動的公民。我們甚至會因此降格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個體的生存意義只在於為維持生命存續而勞動,而無法與其他個體產生社會與政治上的連結,遑論以行動改變世界,創造不朽的影響。

在後工業的資訊經濟時代,當經濟人於私領域宣稱絕對的自由,弔詭地將導致政治自由的喪失與公民社會的消解。當人與人的連結與斷絕連結是如此輕鬆容易,社會關係就如甫逝的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n)所稱的液態化(liquidized)。當經濟社會隨著科技趨勢講求效率與流動,一切的感覺——痛苦的、自由的、快樂的、悲傷的——都只是片刻而屬於個人,那還有甚麼是屬於社群,屬於堅固穩定的集體記憶,而值得我們拋棄個體的福祉而行動的呢?唯一值得追求的只是輕盈而稍縱即逝的歡愉,而這些歡愉都是屬於私人的,透過經濟活動便可交換取得。我們不需要穩定、永久的關係——對於彼此的愛、對所處家鄉的關懷、對記憶的執著,因為沒有交易不可換取的幸福,也沒有事物是永恆而不可取代的。我們的身分、記憶、情感都流動而輕盈著,我們是無根無社群的自由人。政治對我們而言便顯得多餘,我們將公共事務、將彼此命運的話事權讓渡給了壟斷制度暴力的國家與行政機構。

香港人在勞動與價值生產中消耗的生命越多,他能夠投注於社會生活的心力就越少。而他透過日夜痛苦勞動,親手創造出來的價值,將會助長國家與資本權力——那宰制他生命的力量——的壯大。香港人越專注於私人的物質幸福,他本身就更貧乏痛苦,而香港民間社會對國家權力的抵抗力就越虛弱。一來一往之間,香港的淪亡造就了國家的強盛,與生命的虛弱,雖然我們是流動而自由的。

終於,經濟哲學家的預言實現了——市場取代了社會成為主導我們的秩序。我們自由如自然狀態裡獨立的原始人和動物一樣,沒有社會連結與公民義務的羈絆,在自然形成的市場秩序內掙扎痛苦,只為了生命的存續與肉體的歡愉而存在著。然而在看似自由秩序的市場背後,隱藏著的統治機器以市場之名主宰著我們的生活。當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共同體解離,浮沉於市場秩序的我們,就如同自然界待宰的豬羊般自由。當我們自願從集體的大敘事中解放,國家也就沒有了敵人。

 

(本文為香港大學刊物《學苑》《香港新文學運動》一期的內容;另見《學苑》 pdf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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