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被遺忘的香港記憶

2015/3/13 — 17:44

【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立場新聞》刊出書中部份章節,詳看連結。】

當我在google更多有關1950年代末「港九各界聯合懇留港督葛量洪爵士」的資料時,才首次發現「香港記憶」網站的存在;因為網上相關資料很少,所以「香港記憶」存有該赴英代表團的合照,特別令我感到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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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少人問津的期刊論文,知道戰後曾有「香港各界聯合懇留港督葛量洪爵士代表團」到倫敦請願、要求倫敦讓葛量洪延任的,當時代表們回港後還說「葛督延任極可能」。羅亞在90年代出版的《政治部回憶錄》說,葛督離任,與中共特工放料、指其美國夫人涉及與韓戰香港貿易禁運期間貪污、令美國不滿有關。後來葛督離港前,有人在前政府大球場為他搞歡送會,有三萬名香港市民出席,是當時最大型的公開集會。其時《遠東經濟評論》這樣說:「很多時候殖民主義被強加了很多罪名,但如此肯定葛量洪與其同僚的表現,卻很罕見。」

網站如此介紹「香港記憶」:「『香港記憶』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記憶』而成立。『世界記憶』旨在鼓勵各地將歷史檔案和圖書館珍貴館藏以數碼形式保存,讓全世界分享這些集體回憶……『香港記憶』得以建立,有賴多方合作參與。2006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現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受香港賽馬會委託發展『香港記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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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頗為納悶:為何生於斯、長於斯,自己每每讀到對當下時局往往不乏啟發性的我城往事,總是覺得陌生意外?為何當下對香港命運的討論沸騰不已,卻鮮有人提及這些往事──特別是努力在說港英時代猶如香港「黑暗時期」的議論者,又會如何解說三萬人參與的葛督歡送會?我們的香港記憶失去了多少?這些被遺忘的記憶,又會如何影響我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香港應有的政治秩序、乃至香港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未來的理解?為何「香港記憶」這麼有意思的網站,會甚少為人提及、注意?

讀到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歷史教科書,我更在想,以1997年為界、假設之後便是「後殖」、「解殖」時代之開始是否恰當。這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教科書,開章引了美國歷史學家與詩人的話,說明從歷史中學習的重要性,然後相當仔細地回顧英人的足跡──例如為何新加坡會開埠、英人如何管治二戰前的新加坡、外部事件例如二戰如何影響英治新加坡、新加坡如何取得自治。今年新加坡正值五十週年國慶,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就將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有關開埠新加坡的書信結集出版,作為回歸國家過去、建構國家身認同的一個環節。視港英時代為「悽慘受壓榨」時期,盡量少談、避免「美化英殖」的人士,大抵會視這些舉動為「戀殖」行為。但值得思考的是,新加坡在某些人士眼中的「戀殖傾向」,與香港「政治正確」地處理歷史,產生了如何不同的政治影響? 

對「香港歷史」教育的疑惑,使我注意到Edward Vickers 2005年出版的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這本書探索的,是地緣政治下的香港歷史課程發展史,當中著眼點包括歷史課程側重點與香港本土歷史如何逐漸缺席。作者其實是我一位朋友的中學歷史科老師,後來攻讀博士成為學者。在前言部份,Vickers便寫了自己在香港教書的故事,與這本書的緣起。

1990年代中,作者在屯門的中學任教。任教過程裡,有兩點令他印象深刻:其一,歷史分成以英語為主的西史,以及以中文為主的中史;其二,普遍學生認為歷史有「標準答案」,這使他好奇背後原因,並成為他的博士論文主題。

Vickers著作,包括三個重點:1. 香港歷史課程設計,背後有著政治計算;中史科的存在,也有一定殖民色彩;2. 英人不一定就會推行與支持所謂的「奴化教育」。事實上,從七十年代起,香港教育氛圍愈趨自由;3. 香港歷史教育保守與否、本土歷史是否與如何載入課程大網, 並非只由港英政府決定,社會取態也是關鍵因素。

分成中西史兩科,是1950年代的政治產物。西史存在,是因為當時有很多學校以英語授課,授以歐洲史觀為主的西史自是自然。但港英政府亦意識到國共兩黨在積極宣揚其意識形態,為減少他們的影響力,政府化被動為主動,推行去政治化的中史教育。香港政府於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將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歷史的適當觀點中,並且強調社會與文化史而不是政治史」。因有這種加工,Vickers有此結論:「中史科的殖民印記不下於西史科」。

雖然西史科有著歐洲史觀,但二戰後英人的取態也有變化,原因有二:其一是某程度受英國本土歷史教育影響,其二是大英帝國的衰落改變了英人心態。英國教育者側重教授學生歷史如何被建構,多於僅讓學生背誦「史實」,因為他們的願景,是培養學生積極的民主公民意識,而這願景對香港的課程發展人員也有相當吸引力,因此也多少解釋了五十年代「中文學科委員會」何以有如此想法:「在自由與民主的社會,溝通技巧特別重要。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用武力強迫人民同意,但是民主國家要說服民眾,所以必須透過口語與其他地方式的表達……因此, 本地學校中文課程的主要功能是培養華人學生運用母語表達與溝通的能力……」。

這種對歷史功能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頗有區別。按Vickers分析,近代中國(特別是在中共建政後)視歷史為服務國家的工具、宣揚愛國思想,意味這種史觀下,歷史教育側重教條,多於引導學生思考「歷史」背後值得商榷之處。

再者,二戰後的解殖浪潮,使英人不再維持光榮史觀,轉而對帝國過去抱有罪惡感,加上港英政府遇上六十年代兩次暴動、認受性受挫,香港官方歷史課程大綱轉而變得更具自由色彩、更著重訓練學生的獨立批判思考能力,因此引入角色扮演與小組討論等教學手法、與英國歷史課程大綱更為形似。Vickers指,從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中,沒有多少證據顯示政府高層直接干預歷史課程大綱發展。

70年代初,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對如何發展香港歷史課程有不同看法──有些傾向保守,有些則較認同英國歷史教育模式。例如高主教書院的菲律賓藉校長Alberto Morales認為歷史科的功能,是透過研讀「英雄」事蹟,傳揚道德價值觀;而香港大學的Anthony Sweeting教授則在1974年的一本小冊子裡警告,不要過份強調英雄史觀、眨低一般人的歷史地位,也不能輕易將歷史人物正邪二元化,並說歷史已屢屢成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的宣傳工具,學生應學習面對內容矛盾的史料,從中學會分辨「文宣」與「真相」。

在1960年代,香港學生還需要讀「香港史」,不過內容也被小心篩選過──重點在於英人治下,香港的貿易與社福發展,至於較敏感的議題,例如香港如何成為近代中國的革命基地、香港不同種族間的關係、新界租約細節、1920年代的反英暴動與香港政制發展,則被忽略。1971年起,這種「香港史」也被剔除在會考課程大綱外,只保留在高考的「英殖與英聯邦歷史」部份內,不過這部份在1984年亦被刪除。

七十年代「香港史」被剔除於會考課程大綱,大概有著政治形勢考量,也受社會因素影響。當時國際社會解殖風潮正盛、香港六十年代歷經兩次暴動,且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堅持將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剔除,港府很可能急於去除香港的殖民地色彩,這種政治氛圍使「香港史」教育變得敏感。冼玉儀教授認為,社會取態也是「香港史」不受重視的原因。二戰後難民湧入,對此興趣不大,且當時香港研究未成熟、文獻不足,未能有效支援課程發展。倡議將「香港史」納入課程大綱的,大都是數代居於香港、對本土產生感情的人。

這種歷史科背後的政治,延伸至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回歸初年籌備新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時,其中一位市政局成員說:「我們有兩套版本的香港史──英國人與中國人版本。現在回歸了,我們當然要用中國人版本,以示感恩。」Vickers舉了一個例子:展覽講述共產政權建立初期,移民湧入對香港的影響,卻沒有提及這些移民出走的原因。

在新近出版的拙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學者李家翹如此理解「解殖」:「把整套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制度、殖民文化甚或是意識形態拿出來『檢討、批評和爬梳、整理』,目的是把深深為港人所內化的殖民遺產清理出去,建立起一套真正屬於港人的制度和文化體系,香港人的『主體性』才得以體現。」類似於「香港記憶」網站的構建,是重要的解殖第一步,但最關鍵的,還是香港人對我城過去的興趣、解殖意識能否被燃起。不過,按羅永生的說法,趨勢還是樂觀的:「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為文章增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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