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解讀《群集》】前言:香港人要知的西方社運理論最前線

2017/12/29 — 20:12

寫在「前言」之前

社運還要不要「大台」?要不要領袖?領袖不代表我怎麼辦?但沒有領袖的運動又一盤散沙,怎麼辦?爭取民主,要不要政黨?政黨走入議會後與民眾距離漸行漸遠怎麼辦?但僅在議會外抗爭,體制內的人又闊佬懶理,怎麼辦?要不要權力?「權力使人腐化」怎麼解決?但懼怕奪權的運動又如何能對抗強權?「循序漸進」,到底是改革社會的不二法門,還是純粹一場無了期的拖延騙局?

2014 年雨傘運動後,這些問題在香港輿論每日都有人講、有人問。畢竟香港的民主運動,有領袖又試過,無領袖又試過;有組織又試過,無組織又試過,結果總是鎩羽而回。我愛香港,我想為香港出力,只是我不知道怎樣做 — 這是很多香港人的內心困境。

廣告

然而社運當然不是香港獨有。《群集 (Assembly)》兩位作者 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告訴我們的,就是上述問題不只有香港人在問,全球社運也在問。 《群集》是於 2017 年 10 月底出版的新書。此書以雨傘運動等全球多場新近社運為研究對象,提出適用於這個時代的運動模式。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兩位學者分別來自意大利和美國,2000 年曾合著《帝國 (Empire)》一書,該書是帝國主義討論的劃時代著作。此後,二人於 2004、2009 及 2012 繼續發表論著,最新一本就是今年的《群集》。

廣告

兩位學者試圖透過《群集》,為社會運動指路。只是,《群集》是學術著作,作者引用的資料和語言皆有不少艱澀難懂之處。因此《立場新聞》嘗試透過【解讀《群集》】系列,簡明扼要整理書中內容,幫助讀者了解社運理論的最新提案,促進討論香港社運今後方向。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為方便讀者以最短時間掌握書中要旨,這個系列整理《群集》內容時難免會作簡化、通俗化,並加插香港情況作實例。作者意志當然要忠實反映,但學術上的準確性無可避免會有犧牲。如精明讀者發現內容有誤,懇請指正;又,若讀到解釋不善的地方,亦歡迎提出,《立場新聞》將盡力查漏補缺。

*   *   *

《群集》.前言

本文是全書前言,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基本上是將全書重要問題盡列;至於答案,將在正文各章陸續提出。

兩位作者起首即指出今日社運困局:「大眾站起來,對抗強權與不公義,獲傳媒報道,然後浪潮消退。」這已經成為一套重複又重複的劇本,或香港稱之為「行禮如儀」。承認失敗是成功的第一步:為甚麼社運就是無法帶來更民主、更公平的社會?

作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領袖。然而這不是因為無人材,而是「現時最強大的社會運動,均對『領袖』不屑一顧。」為甚麼?因為現代社運愛講反領袖。反大台、反集權、反自上而下的領導、反政黨、反體制 … 作者認同領袖有許多問題,只是,因為這些問題否定社運需要健全組織,是斬腳趾避沙蟲。

社運要不要領袖?

那要不要領袖好呢?作者的答案是:我們要找出領袖的功能,進而重新發明一套方法,既可發揮這些功能,又可彌補領袖缺點。

所以我們首先要問,領袖的功能有甚麼?兩個重點;決策、群集(「群集」,即本書書名 Assembly,或者我們稱之為召集、吹雞)。

有些人會反對這一點。他們會說,決策應由民眾執行,群集也應民眾自發﹗但另一些人又會指:所謂「民眾主導」有兩種模式,一是各有各做,二是大家討論後一齊做;而這兩套方法都有同一個問題 — 反應遲鈍:社運現場瞬息萬變,討論得來已嘥氣,是為「遲」;各有各做無人協調,實力分散甚至彼此衝突,是為「鈍」。

作者理解上述矛盾。他們說,這矛盾就如行軍打仗,將領為判斷形勢必須站在能審視戰場的高地,但這也意味著與軍隊分離。軍隊聽命與將領是因軍令如山,社運領袖行遠咗,就會被指離地,「XX 不代表我」。領袖如何既不離地又能準確決策,是個兩難。

點算?作者提出:決策與群集不需中央管理,可以由大眾以民主方法實踐。就算在緊急時刻(如民眾與警察衝突時)須要有領袖快速下達指示,這領袖也必須永遠服從大眾,不得獨裁。咁即係點?作者將於第二章詳述他們的方案。

民生與政治的關係是?

現在還是先回到一個問題:既然領袖要永遠服從大眾,那不得不問的就是,大眾需要甚麼?當然公義、自由、民主都重要,但如果你看港大民研的統計數字,問香港人最關心甚麼,67.5% 回答說是「民生」,而答「政治」的只有 13.4%。香港人不是例外,關心自己衣食住行先於政制發展,是人之常情。

所以香港主流民主派的策略一直是:發展民生取得市民支持,進而利用支持推動民主。兩位作者認同民生與政治分不開,但兩者的關係並非如民主派所言。二人認為兩者關係更加直接:如果民眾能以自由平等的方式創造真正屬於我們的社會、如果特權階級不再存在,民生就不會惡劣(第六章詳述)。他們推論,我們關心政治,必須同時關心民生;而關心民生,其實就是關心我們怎樣生活、怎樣工作 — 或者說,我們怎樣生產、生產甚麼。

對以前的打工仔來說,所謂工作大抵就是返工廠,將原料製成貨品。然而今時不同往日,這時代「工廠」已不再是生產的主角。那麼甚麼才是主角?作者認為,答案是「社會」。

這答案有兩個意思。第一:工作比以前更著重社會關係。大多職位不再是穿膠花,而更多講求聯絡、溝通、合作;第二:我們生產的,也愈來愈少是實物,而更多是社會關係,可能是在 facebook 設立了一個專頁,或者想載客的司機介紹給等車載的乘客。

作者認為,這是我們社會這個年代的大轉變,而這轉變有危亦有機。如何利用這轉變,建構一個更公義的社會,可說是《群集》的核心課題。概略而言,作者認為我們要關注公物 (the common) 如何被強權據為己用,並把這些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奪回來。

重奪公物 對抗強權

甚麼是公物呢?香港有所謂「破壞公物」,如落公園蓄意踢爛韆鞦;但我們卻不會說排放廢氣的工廠破壞公物,也不會說將小店趕絕的領匯破壞公物。我們不說,是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空氣、生活空間,也是公有之物。作者所說的「公物」包括這一切。香港人的民間智慧、回憶、廣東話、社會關係、全部都應該是「公物」一部份。不知不覺間這一切卻被有錢人破壞、剝奪、私有化,私有化的利益流入官方,而官方則以「執法」之名出手打擊起來反抗的人。因此你不會意外為何有種現象叫「官商勾結」。

在此形勢,許多民眾深感束手無策,權力也總是有意無意讓民眾有這樣的印象,好逼使他們自動放棄抵抗。然而放棄就正中權力下懷。作者指,所謂「權力穩固」其實只是個神話,這並非作者用來振奮人心的空洞宣言,而是推論得來的結果 — 第五章將會談述。

我們現在了解到大眾需要民生,具體策略是重奪公物,而領袖要做的,就是決策和群集。領袖召集民眾做甚麼呢?

作者指,領袖不得以公眾之名行事,甚至不得聲稱代表民眾,他應該做的,僅僅是在民眾中間,做個好「企業家 (entrepreneur)」。「企業家」的意思不是搞企業發大財的商人,而是有能力發明新方法加強民眾合作的人。而群眾則必須引導領袖(注意,而不是領袖引導群眾)一同奪取權力。很多人質疑,就算抗爭者真成功打倒現有政權,奪取權力,又如何?如何證明它不會是下個獨裁者?作者以「奪權,但以不同方式」作回答。「不同方式」,不僅意指服從大眾,亦指建立一個「非主權 (nonsovereign)」的體制。我們常常講主權,中國講擁有香港主權,港獨派也講要奪回主權,然而作者反對「主權」概念。他要「反主權」。為甚麼?這將會在第三章談及。

上文整理《群集》前言內容,概覽全書討論主題。一如前述,兩位作者無意撰寫社運工具書,而是透過「群集」這個概念尋求民主政治的新可能。到底這本書提出的是甚麼答案?這答案又能否為香港找到出路?且細閱未來十六章內文解讀。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