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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群集》· 1】社運領袖去咗邊?

2018/1/3 — 16:30

1871年5月法國巴黎街頭 ─ 當年巴黎平民百姓起義,試圖建立一個真民主、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意志的政權,是為「巴黎公社」(維基百科圖片)

1871年5月法國巴黎街頭 ─ 當年巴黎平民百姓起義,試圖建立一個真民主、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意志的政權,是為「巴黎公社」(維基百科圖片)

《群集 (Assembly)》於 2017 年 10 月底出版,以雨傘運動等全球多場新近社運為研究對象,提出適用於這個時代的運動模式。《立場新聞》嘗試透過【解讀《群集》】系列,簡明扼要整理書中內容,幫助讀者了解社運理論的最新提案,促進討論香港社運今後方向。(本系列文章前言按此

近年社運喜歡講「無大台」、「無領袖」。這不是香港特例,而是全球現象。Antonio Negri 及 Michael Hardt 甚至指出,領袖對社運的價值,已經討論超過百年。

1871 年法國,一群平民百姓在巴黎起義,成功逼退政府官兵,進駐巴黎,組織選舉,試圖建立一個真民主、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意志的政權,是為「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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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眼中,巴黎人民的行動令人鼓舞,可是他同時亦指,「巴黎公社」犯下兩大錯誤:第一,起義者太執著於民主教條,逼退政府後數天即組建民主政府,太快將權力交到人民手裡。第二,起義者太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政府撤軍,他們竟沒追擊。馬克思認為,犯錯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缺乏強而有力的領袖。「巴黎公社」最終失敗收場。

當然歷史不能重來,誰也不知若巴黎民眾有領袖領導,結果又會如何。作者欲指出的只是,社運是否需要領袖的問題,其實已討論多時。只可惜討論成果似乎總是無法繼承,到今日「我們還是反覆看見有人天真地拒絕領袖;或重投中央統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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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不要領袖?

作者指出,無大台、無領袖的社會運動雖偶爾能帶來成效,然而這些成效往往是短暫的,無法帶來長遠社會改變。

然而作者並非不能看見民眾對領袖的疑慮。比如說許多領袖愛對民眾講,「人民可以自主,不過未係時候」,藉此強調自己的權力合理。問題是,何時才「係時候」?會不會永遠都「未係時候」呢?「袋住先」會唔會係「袋一世」?民眾的擔憂可以理解。

領袖的另一問題源於「代表制」。以香港為例,我們會在議會選出議員當領袖,代表民眾聲音。這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仔細想,這制度其實有個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說明人民有權發聲;但另一方面,人民其實無權真正發聲,他只能投票選發聲的人,讓那人幫他發聲。

事實上,許多人對「代表制」愈來愈失望了。作者亦直言反對社運由某一撮政客或社運先鋒領導,理由有二:第一,在資本主義(或者在香港,可說中共)掌管一切的形勢下,政黨能做的事實在沒有太多;第二,政黨並不能真正代表民眾(這點在稍後章節會進一步論及)。總括來說,政黨對社運有正面價值但並不能取代社運本身。

也許會有人慨嘆說,誰不想要好領袖?只是沒能找到。然而作者反問:領袖都到哪裡去了呢?你答說,他們不是被害死了就是被關進監獄了。這無疑是對的,只是不能解釋所有問題。古往今來都有暴政,逼害領袖的故事多如牛毛,如果說所有領袖都被逼死了所以無領袖,那打從一開始這個世界就不會有領袖。令「這個時代」沒有領袖的原因是甚麼?作者的答案是:領袖是被社運本身拉倒了。因為社運要求人人自主,人人公平公正做政治決定,因此領袖不可存在。

怎麼辦?

儘管作者列舉出這麼多「反領袖」的理由,然而二人仍指出,因這些理由而徹底反領袖、反大台,是斬腳趾避沙蟲。「拒絕組織的社運不僅無用,而且危險,還會損害自己及他人。」

有些社會運動面對這領袖的兩難,會將領導重任拋給學者。這做法無非假設學者比政客更可信、更民主、更公平 … 然而這些根據從何而來?事實上,由於學者地位一般較高,他們說的話往往更有份量,這份量搞不好反而會變相淹沒其他人想法。作者說:「最聰明的學者支持社運,較之於充當發言人,他們更會選擇向運動學習的方法,又或只在運動發揮某種功能。」

也有人把領袖難題的解決方法訴求於科技與時代。比如說,有人會指今日民眾比以前更有知識與溝通能力,因此可以自主行動;另一說法則是,facebook 等新科技便利社運組織,因此社運領袖可以隨時發起行動,而不需借助任何組織力量。

然而作者認為上述說法都站不住腳,因為民眾更有力、組織更便捷,與社運是否需要領袖,並無必然關係。比如說,我們會不會說因為 Google 令知識垂手可得,所以人類不再需要學習?不會。

那怎麼辦呢?作者指,我們要做的,不是放棄學習,而是因應時代,改變學習方法。我們要做的是尋求「大台」運作的新模式。具體來說,我們面對的是兩大任務:第一,建立沒有架構的組織;第二,創造沒有中央的體制。即是甚麼意思?下一章,我們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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