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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群集》· 2】社運領袖怎樣做?

2018/1/6 — 17:01

2014年12月1號晚,雙學領袖上台承認圍政總失敗,向行動支持者致歉。

2014年12月1號晚,雙學領袖上台承認圍政總失敗,向行動支持者致歉。

《群集 (Assembly)》於 2017 年 10 月底出版,以雨傘運動等全球多場新近社運為研究對象,提出適用於這個時代的運動模式。《立場新聞》嘗試透過【解讀《群集》】系列,簡明扼要整理書中內容,幫助讀者了解社運理論的最新提案,促進討論香港社運今後方向。(本系列文章前言按此

前章解釋過社運要不要領袖的問題,這章嘗試提出答案。作者的答案是,要領袖,但同時要改變領袖與民眾的關係:群眾管策略 (strategy),領袖管戰術 (tactics)。

策略與戰術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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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戰術的分別,簡單來說,就是長遠和眼前的差異。策略講求看清棋局,擬定長期行動方針以達到最終目的;戰術則注重局部變化,務求在短時間內掌握形勢。如果以管理餐廳為例,策略就是走大眾路線還是高級路線的問題,戰術則是做好每碟菜的問題。路線不明,就算菜式好也吸引不到穩定客源;路線清晰但菜式爛,就更加無法吸客。唯有策略與戰術並重,社會運動才能成功。

過往一般人想像領袖與民眾的關係,總是領袖負責長遠策略(餐廳經理管方針),而民眾,作為真正落場的抗爭者,則要注重臨場戰略(廚師煮餸)。經理毋須落場炒菜,廚師也不要對食物以外的事指指點點。作者指,認為領袖與民眾關係該當如此的人,一般基於以下兩套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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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想法認為民眾需要有體制統領、力量才不致渙散。也就是說,民眾擁有力量但不能善用,因此要有領袖將這力量發揮出來。這個「領袖」,既然擔當統領民眾的角色,他當然要有領袖的表現。比如領袖吹雞遊行,總不能對民眾說:「我計過條數,今日大概有兩千人來,總之你們來湊數啦。」多多少少都要修飾一下:「我相信,今日香港人一定會勇敢行出來,向政府說不!」這等於說他不能任何事都對大眾開誠佈公。至於言辭中幾多是真話、幾多是政治語言?相信這套想法的人會認為,不能太多,不能太少,重要的是取得平衡。

第二套說法認為社運應該由民眾自行爆發,領袖才在適當時刻介入。這套想法比較相信民眾的爆發力,不認為社運一定要領袖才能起頭。可是,到一定階段,民眾始終還是要有領袖引導大家「完成」整場運動。

誰說民眾不能管策略?

無論哪一套說法,背後都有一個假設,即只有一小撮知識份子有知識、有遠見,負責策略工作。廚師的專長是煮餸所以管理的事他不懂,經理才懂,因此廚師要聽經理話。但正因此,我們才會有前章談到的許多「領袖問題」。

作者問: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廚師也有能力主導餐廳方針呢?如果民眾也能制訂策略,那過去的領袖模式就沒有必要。當然,實戰經驗告訴我們,現實上仍有許多狀況,要求有人快速回應。比如在佔領區與警察衝突,單靠群眾難以有效應對,因此戰術仍有必要。作者的提案 — 群眾管策略,領袖管戰術 — 便是由此而來。

「社運與民主決策須負責制訂長遠方針;領袖的行動則應限制於某個場合、某段短時間。」

若這套逆向思考的模式能成功,我們就不必擔心「XX 不代表我」的問題,因為這套模式下,領袖確實不代表任何人;我們亦不必擔心領袖被權力慾吞噬,因為他的權力只能於短時間內有效。作者認為,這樣的領袖,能夠真正服從民眾意志,為民眾服務。

聽上去很不錯,但怎樣才能做到?記得我們之前提到的前設,「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廚師也有能力主導餐廳方針」?因此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民眾有制訂策略的能力。

作者相信,民眾本身擁有智慧與組織能力,「民眾有潛力認清自己面對的壓逼,也知道他們想要甚麼」,問題只在如何把這些能力發揮出來。

沒有所謂「群眾自發」運動

在這個問題上,「自發 (spontaneity)」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香港不少社運領袖喜歡說「群眾自發」,如佔領是群眾自發、抗爭是群眾自發 … 然而作者反對這一點。「不要相信任何聲稱社會運動 … 是『自發』的人。相信『自發』的人 … 只因為不清楚(運動的)原因 … 不清楚運動生於社會哪些組織。」這裡說的「組織」未必是有名有姓的機構團體,也何以是鬆散的、持有某種共同信念的人走在一起的群體。比如一班追求「真普選」的香港人聚首討論甚麼,已經是一種「組織」。作者認為,大凡社會運動,就算表面看上去多麼民眾自發,背後其實都有「組織」默默推動。完全沒有組織的運動並不存在。這一點為甚麼重要?因為,它意味社運的誕生總是源於某些人做了某些事。這些人未必是領袖,更多只是群眾一員。因此他們的存在就是「民眾也有智慧和組織力」的明證。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能找出這些「組織」,了解他們是誰,作出了甚麼努力,我們就能找到讓更多民眾發揮他們的智慧與組織力的方法。(更多關於民眾能力的討論,將會在其後章節進行)。

作為小結,作者指,他們的提案不是空談,世界不少人已經開始實踐,比如巴西的「勞工黨」、玻利維亞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及西班牙的「我們能」等,都有類似的機制反轉領袖與群眾關係。儘管這些運動的成敗仍是未知數,但它們無疑正在提出社會運動的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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