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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反抗青年的問題需要感同身受

2019/10/23 —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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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用「廢青」或是「搞事者」來標籤涉嫌犯罪行為的青年,但是,青年的生存狀態,是否又是我們可以以同理心處之,在樹仁大學及中大校長都開始表現對青年的理解及中庸,卻不偏私,帶有對青年的愛的表示。我們及社會大眾是否需要反省,在這樣多年,及幾個月的運動中,對青年的標籤,會否對他們造成傷害及反彈 ? 對於青少年研究的視角及價值判斷,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反映出青少年的生存狀態?

現時NGO有一些的青年研究,乃是某些商業機構資助的。其價值判斷或目的,有可能是為了商業機構社群的結果。這些可能出現的「預設的客觀性」,與現實狀態可能是不相符(Baily : 1987)。研究針對的現象往往是負面的,也許是為了「引起社會的回響」,或甚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問題,要予以處理」。

學術精英的預設的價值觀,是如何在研究中如何仍作出客觀及基於事實的假設,學術上有人提出。社會科學學學者來自與基層有異的階級。他們就算以事主的弱勢狀況來作研究主題,都帶有難以跨越的距離,忽略了研究對象乃動態的主體,可能有其優點,及他們堅持的價值觀點,乃至對於自身對未來的想像之實現。其實,當政策研究者或工作者介入,他們可以以青年的自身特點去發展待充權的可能。(kagle and lovg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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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我們的很多青年研究很少會放在社會脈絡及系諳中,而只是按主流的定義判斷,橫切式去卻了這些可能是社會結構的,文化結構的脈絡。呈現一個量化研究而非「帶有判決的非客觀性的」質化研究。那結論就容易引致誘導式的價值判斷。(邵家臻,2003) 而不是真正的反映出青年的生存狀態或困窘感。

就如同Gusfield 指出,知識的市場化,欠缺反思的主流學術架構,市場化主宰了研究人士的視野,也限制了他們他們學術資源,現實是對於他們的視野都變得短視及有限。社會問題的專家,他們意識形態,信奉的學術權威及對主流的限從,限制民眾對社會的認知和介入的模式,乃至限制了解決問題的方式。民眾,標籤,偏見,造成青年負面的影響,乃至他們以「適得其反」的行為回應。(邵家臻,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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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學者忽視了這些變項,而隱晦處理,就會引致「責備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標籤化問題出現。而在這裡,就帶出學術在研究價值的倫理。Paul Willis並不是採取了一種由上而下的研究,反之是一種與青年共享生活狀態的洞察方式。Gusfield(1989)說到,社會的共識,價值觀,信念,學術權威等,會滲透到一個研究中的操作。

社會學家Weber教導的,就是我們應該要在研究客體時,先行作出反身性的,一場審視研究者價值,文化取向,階級脈絡的檢視。正如Paul Willis在社會世界中的投入及操勞,而且得到一種感同身受的狀態。

(原題「當我們討論反抗青年的問題 : 需要感同身受」,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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