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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林鄭宗教政綱(下) 再思基本法「宗教政策」爭議

2017/3/3 — 12:58

林鄭月娥宣讀政綱記者會

林鄭月娥宣讀政綱記者會

林鄭在其政綱中,明確在特區政府的施政範圍內,提出了引入「宗教政策」的概念。筆者在前文已指出有關政綱令人憂慮之處。查早於八十年代《基本法》起草階段,也曾引發關於「宗教政策」的爭議。當年的爭議,對今天的政綱風波,又有何啟迪?

《基本法》應該有「宗教政策」嗎?

1986年4月18至22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大會,通過的《基本法》大綱草案中,原第三章(七)「宗教和信仰自由」之外,增加了第六章(四)「宗教政策」一項。有關「宗教政策」的表述,引起了香港部分教會人士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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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 日,香港基督徒關注基本法委員會舉行「北京之後討論會」,身兼草委及諮委執委的鄺廣傑主教在會上表示,在第六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告文化」綱目上,加上「宗教」是由他動議的。因為他認為若「宗教」只在涉及個人權利的綱目上,恐怕會將信仰自由囿限於個人層面,故希望「突出宗教於基本法大綱之上」。會上,「宗教政策」引起不少討論,余達心指出,只有極權國家才有宗教政策,同時,「有宗教政策,就有產生執行部門的更大憂慮」。鄺主教指現時批地予教會辦學也是政府的政策。但余則指,「港府的政策不是支持教會辦學,而是支持『非牟利團體辦學』。身兼宗教界諮委的梁林開也認為,諮委認為現時「無人管宗教」,故不必有「宗教政策」。同時,陳祖為也強調「政策」不應寫進原則性的憲制文件。最後,鄺主教澄清他當時並沒有提「宗教政策」,可能由於該章劃一概括為「政策」,故才出現「宗教政策」。[1]後來,他接受訪問時也同意,「我不是堅持要『宗教政策』,若提出取消,相信中國也會接受」,「不過我們要看整個宗教界的意願」。[2]

關於《基本法》是否需要有「宗教政策」的規定,雖然引起不少爭議,但亦有教會人士表示,現時政府對宗教團體的「優待」,如辦理社會服務及教育,並容許在其中傳教的「特權」,以及在批地手續上的安排,在「宗教自由」的表述上不會涉及,故應視為「宗教政策」。有人提出,「若教會願意放棄宗教特權,就不需要宗教政策」。[3]上述不同的意見,反映出教會界人士對「宗教自由」與「宗教政策」間的關係,「要基於宗教自由大原則去定宗教政策呢?」「抑或基於某種宗教政策而容讓宗教自由存留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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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後的共識

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文化教育科技宗教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報告,其中提及「宗教政策方面,組員認為基本法應列明宗教信仰自由,該自由包括實踐和宣傳的自由。宗教團體可以與外地宗教組織自由聯繫」。[5]可見,諮委會的角度,顯然是將宗教自由視作宗教政策之體現。1986年10月公佈〈有關宗教政策之初步報告〉,其中提及「正是由於香港現時沒有一套明文的宗教政策,但容許一般人有實踐宗教自由,這種政策應保留」。[6]

不過,1987年6月,諮委會執委會通過小組的〈最後報告〉,則修改為「香港現時沒有一套明文的宗教政策,但容許一般人有實踐宗教的自由,這種情況應保留」;同時,報告的名稱亦由「宗教政策」改為「宗教問題」(religious issues),[7]可見諮委會最後接受了不應標榜「宗教政策」原則。1989年底,身兼草委的釋覺光(宗教界)在綜合整理宗教界的意見時,再確定「無需要在基本法第六章內另立一個具爭議性的『宗教政策』章節」。當然,這份〈綜合意見〉也指出,憲法上「宗教自由」的陳述,並未能照顧到宗教團體「在行政層面的特權」或「行政傳統」,特區政府即或遵守宗教信仰自由和不干預宗教團體活動,「並不必然一定要繼續奉行過往英國政府的做法,讓宗教團體繼續享有某方面的特權」。但是,如果為了保障特權而要求將有關細節寫進基本法,不僅違反了憲法的功能,也「揭示出宗教人士自私的一面,後果可能得不償失」。[8]

可見,在爭論過後,香港宗教界及基本法的諮委及草委,均達致了《基本法》不需要「宗教政策」的陳述與規定。

向「宗教政策」說「不」

檢視三十年前關於「宗教政策」的爭論,正好可用作回應今天林鄭政綱中的「宗教政策」:(一)香港一直以來並沒有「宗教政策」,宗教團體可以自由實踐信仰,並參與社會各方面事務;(二)「宗教政策」多為一黨專政或極權統治國家所制定,並設有專責的宗教事務部門作管理。因此,《基本法》分別在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32條),及在第六章「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第141、148、149條)部分,業已對宗教自由及宗教團體的權益及其在社會的參與作充分保障與說明。

今天,林鄭企圖將「宗教政策」的概念納入政府的施政範圍內,並成立專責的「宗教事務小組」統籌宗教政策,這顯然是政府在政策上的根本轉變,這種在實踐及操作層面的作為,某程度上比在憲法層面提出「宗教政策」的章節更令人擔心。

最後,筆者很想以1989年11月香港宗教界人士對基本法綜合意見中,關於宗教自由的陳述作結:

西方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宗教自由以至其他人權自由之能夠得到保障,並非單靠憲法內的條文。西方國家憲法內那些簡潔的自由保障條文之所以能夠發揮應有的果效,是在於西方社會擁有民主、開放、重法治的政府和政治傳統。本港要在將來維護固有的自由和各方面制度,除了要合理地倚賴基本法外,更需要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向人民交代和負責的政府。[9]

為何短短三條「宗教政綱」會引起廣泛的爭議?這是我們「吹毛求疵」的過分憂慮嗎?還是反映出「回歸」二十年後的今天,香港跟「一個民主、開放、向人民交代和負責的政府」的距離仍很遙遠的悲哀,甚至是《基本法》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否得全面落實的不安?

當然,在今天舉國高舉「中國夢」、「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精神」的當下,也許有不少「愛國愛港」的聲音會大力質疑,為何要奉「西方國家」的經驗為圭臬?這不是西方威脅國家安全的顏色革命陰謀嗎?設若如此,那麼,香港是否引入中國的宗教政策、宗教事務的概念,及其管控宗教的體制,便更是當下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甚至要奮力說「不」的立場。三十年前因著昔日先賢的堅持不懈,將「宗教政策」四字從《基本法》中刪去,三十年後,在更形惡劣的環境中,我們也要據理力爭的根本原則。


[1] 福音證主協會研究及發展部:〈教會人士就基本法「宗教政策」問題的討論〉,《正視集(六):基本法與宗教政策》(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6),頁3至4。鄺主教在接受《教聲》訪問時,也提及是他建議將「宗教」加入第六章內。〈出席基本法起草安員會第二次會議,主教聲稱宗教貢獻不祗限於傳教〉,《教聲》,期529(1986年4月27日)。

[2] 〈專訪: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正視集(六):基本法與宗教政策》,頁7。

[3] 〈教會人士就基本法「宗教政策」問題的討論〉,頁4至5。

[4] 〈教會人士就基本法「宗教政策」問題的討論〉,頁6。

[5] 〈文化教育科技宗教專責小組工作進展報告〉,1986年8月。「香港基本法草擬過程資料庫」,香港大學。

[6]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文化教育科技宗教專責小組有關宗教政策之初步報告〉,1.9。

[7]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宗教問題最後報告〉,「香港基本法草擬過程資料庫」,香港大學。

[8] 釋覺光:〈香港宗教界人士對基本法綜合意見〉,《香港佛教》,期354(1989年11月),頁5。他在文中指出,香港宗教界參與草委的,除了他外,尚有鄺廣傑主教,但因後者在六四後退出草委,故現時由他來負責將香港宗教界人士的意見作綜合整理。

[9] 釋覺光:〈香港宗教界人士對基本法綜合意見〉,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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